2020年5月27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内的P4实验室（左）。
据世界卫生组织（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统计，截至6月28日，全球共有6,947,192人确诊死于新冠病毒（COVID-19）。其中，1,127,152例发生在美国，这使得死于新冠病毒的美国人数是在越南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士兵人数的19倍还要多。
然而，全球新冠疫情自爆发以来已经过去三年多了，我们仍然不知道病毒的源头在哪里。人们担心，下一次的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因为我们没有从这次大流行中吸取教训，所以我们没有为下一次全球疫情大流行做好应有的准备。
所有美国人都有这种担忧。有鉴于此，今年3月，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2023年COVID-19起源法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简称ODNI）“解密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和COVID-19起源之间潜在联系有关的所有信息”。新通过的病毒起源法案规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必须向国会提交一份原始报告，要求包含所有相关信息，并仅在保护信息来源和方法的必要情况下进行适当删节。”
6月23日，ODNI发布了一份长达10页的报告，题为“武汉病毒研究所与COVID-19全球疫情起源之间的潜在联系”。作为一个一直密切关注这个事态发展的人，我发现ODNI的报告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只是第5页透露了一个容易令外界忽略的小细节：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际上开发了一种技术，“没有留下类似SARS冠状病毒基因改造的痕迹。”
报告指出：“武汉病毒所的一些冠状病毒基因工程项目涉及到一些技术，这些技术可能会使有意的改变难以被外界发现。”
武汉病毒所为什么要开发这种技术？该研究所的科学家一直在国际上最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他们对于病毒的研究成果，包括“SARS样冠状病毒的基因改造”，因此他们看起来并不想隐瞒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也许他们发表的只是他们研究的一部分，他们想隐瞒那些不想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那会是什么呢？
在ODNI发布报告之前，美国调查记者在6月初披露，武汉病毒所三名研究人员胡犇、于平（Ping Yu，音译）和朱燕（Yan Zhu，音译）据称是首批COVID-19患者，他们在2019年秋季患病。据报道，他们当时正在进行SARS样病毒研究，并从事“功能增益”实验。功能增益是指改变病原体的特性，以研究其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从而增加病毒的传染性和/或使其更具致命性。
武汉病毒所毫不意外地否认了这些指控。今年6月胡犇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称：“最近关于武汉病毒所所谓的‘零号病人’的消息绝对是谣言，非常荒谬。”
我曾希望ODNI的报告能进一步揭示SARS-CoV-2的起源。但我通过互联网搜索发现的一份专利申请明确表明，中共军方早在2019年9月就掌握了该病毒的基因序列。这与三名武汉病毒所科学家在2019年秋季被病毒感染的指控十分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司法部在2021年1月15日发布的一份情况说明中也提出了同样的指控，称美国政府“有理由相信，在第一例确定的疫情爆发之前，武汉病毒所内部的几名研究人员已于2019年秋季患病。”
2020年1月新冠病毒正式在全球蔓延
2019年12月，武汉报告了首例非典型肺炎病例，后被正式定名为新冠病毒（COVID-19）。这个消息很快被中共当局封锁，因为中国正在准备庆祝农历新年，而这个时间段不允许有任何坏消息传出。像李文亮博士这样的举报人受到了当局严厉的惩罚。中国病毒学家直到2020年1月初才有机会正式研究这种新型病毒。
2020年1月11日，上海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课题组向位于马里兰州的基因银行（GenBank）提交了SARS-CoV-2的基因组序列（登录号：MN908947.1）。张教授通过采集武汉一名41岁男性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获得了该病毒，而该患者于2019年12月26日入院治疗。中共官媒报道他于2020年1月11日死亡。
2020年1月11日是SARS-CoV-2正式为世人所知的日子。世卫组织宣布已从中国政府获得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将很快公布。
新冠病毒（COVID-19）爆发后大事年表。（Dana Brillante）
中共军方的“曲速疫苗研究计划”
2020年2月24日，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周育森博士和其他10位合作者提交了一份题为《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苗、制备方法及应用》的专利申请（编号：202010112679.9）。该申请详细描述了疫苗的设计、疫苗的生产方法以及疫苗的免疫原性等。
我是一名疫苗科学家，曾在全球最大的疫苗公司之一工作了10多年，并于2003年领导了SARS-CoV-1疫苗的研发工作。中共军方的这些医学研究人员不仅能够如此迅速地研究新病毒、开发和测试疫苗，而且还能在短短44天内（从1月11日到2月24日）完成专利申请，他们的速度之快令我震惊！
疫苗研发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通常平均需要10-15年才能完成。在COVID-19问世之前，最快的疫苗开发是1967年的流行性腮腺炎疫苗，耗时四年。
当然，美国政府为应对COVID-19爆发而采取的“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使疫苗公司加快了他们的进程，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措施损害了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莫德纳（Moderna）公司于2020年7月14日公布了他们的I/II期临床数据，而辉瑞（Pfizer）公司于2020年8月12日公布了他们的数据。同年12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授予莫德纳和辉瑞的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当我在疫苗行业工作时，我是R&D（研究与开发）科学家（我也是其中一员）与IP（知识产权）办公室内部律师之间的联络人。我亲自参与了数十项专利申请的提交工作。通常情况下，一旦科学家发现了新的、有用的和非显而易见的东西，就应立即提交专利申请。
专利申请可以在疫苗经过测试并获准销售之前提交。有人可能会说，中共军方的申请是“临时性的”，这意味着这个申请将作为一个占位符，以便在获得实验结果后再进行补充，因此他们起草专利申请可能只用了44天。
是的，当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时，一份专利申请可以在大约一个半月内完成。然而，中共军方的此次申请包含了真实的实验数据，这些数据通常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和收集。因此，研究人员在2020年1月11日或之后才获得病毒信息的可能性极小。
耐人寻味的时间轴
如果中共军方医学研究人员确实获得了新冠病毒的信息，那么很有可能张永振教授在向基因银行GenBank提交基因序列之前就透露给了中共军方，也有可能他们是通过其它渠道获得新冠病毒信息。当然，也不排除由于这些研究人员属于中共军方，所以他们如何获得病毒属于军事机密，外人不得而知。
研究人员在申请中描述，该疫苗组合物是一种RBD-Fc重组蛋白。它被用于免疫小鼠以产生（含抗体的）血清样本。这些血清样品分别在免疫后7天和12天采集。这些繁杂的步骤出现在疫苗开发的每一个阶段。
根据我10年来在疫苗开发和专利申请方面的经验，我大胆估计，中共军方医学研究人员在其专利申请中所描述的工作至少需要以下时间：
•疫苗设计：1个月
•开发疫苗生产方法：2个月
•测试疫苗的免疫原性：2个月
•准备专利申请：1.5个月
因此，中共解放研究人员首次获得病毒及其基因组序列的时间可能是在2019年9月左右，也就是在他们于2020年2月24日提交专利申请之前的6个半月。
中共军方研究人员离奇死亡
中共军方此次专利申请的主要研究人员周育森博士于2020年5月神秘去世，享年54岁。周博士是中国最知名的病毒学家之一，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以及美国科学界密切合作，然而他的逝世却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任何悼念。这个消息仅在2020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被一笔带过。毫无疑问，中共当局并不允许公众讨论他的死讯。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与新冠病毒起源有关的一切都是国家机密。然而，新冠病毒不仅是中国问题，更是是全球问题。了解更多关于病毒起源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原本可以拯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以下是我们知道的事实：
•2020年1月11日，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公布了SARS-CoV-2基因组序列；
•2020年2月24日，中共军方医学研究人员周育森博士及其团队申请了COVID-19疫苗的专利；
•2020年5月，周育森博士去世；
•2023年6月23日，ODNI发表报告称，武汉病毒研究所已经开发出一种“不留下SARS类冠状病毒基因改造痕迹”的技术。
综上所述，是否有可能从2019年初开始，中共军方的医学研究人员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开发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同时开发针对此类病毒的疫苗？如果此事属实的话，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周育森博士能够在2020年2月提交专利申请。由于周博士的申请透露了太多信息，中共对他不满，不得不将他除掉，斩草除根，毁灭证据。
考虑到中共的一贯做派，以及它在涉及探讨新冠病毒爆发源头时的混淆视听、遮遮掩掩，缺乏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我认为这个假设的可信度很高。
作者简介：
Joe Wang，博士，分子生物学家，在疫苗行业具有10多年的经验，曾供职于总部位于法国巴黎、全球专门从事疫苗研发生产的赛诺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公司。他现在是加拿大新唐人（NTD）电视台总裁，亦是英文《大纪元时报》的专栏作家。
原文：Chinese Military May Have Had COVID-19 Virus in Its Possession as Early as September2019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