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邓小平意识到海洋晚了点，所以习近平才猴急地大国崛起、南海造岛、突围第一岛链，包括他的最大事功“统一台湾”，虽然这些都酿成他的左倾盲动，党内反对派责他最大错误乃“搞坏中美关系”，然而这在文化和文明的意义上作何解读，却并不清晰，我近二十年一直在梳理中国的内陆性终于转向海洋，却是在一个列宁主义加商鞅秦制的老旧体制下运作，对太平洋和世界的含义是什么？这些思考现在成书，台北印刻出版社计划八月份出版，允许我先做点预告，我便摘出序言中的一段文字贴出。】
共产党也终于读懂了西典，这回不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而是麦金德的《陆权论》和马汉的《海权论》，陆权与海权的对峙，令这个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小米加步枪”政权要造航空母舰了……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驶入太平洋。
中共八十年代的“雪耻思想史”，经过三十年终于道成肉身：习近平从买航母招摇太平洋，到海军扩张，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南洋的菲利宾、印尼，都慌了神，“亚洲四小龙”安在？从海葬到海恸，梳理这个“大国崛起”从思想洗脑到制度建制、军舰铸锻的脉络，为时已晚吗？
海之恸，也是海哭，哭那个悲惨亚洲大陆，可不光是中国，往后一直延伸到俄罗斯。
中国在经济、国际上的耀眼，与其国内、民生、精神上的悲惨相称吗？
国家崛起，以剥夺个人而成功，不仅破解了西方“经济出民主”的预言，也是中共的一种制度创新？
这种保守、顽固价值的维系，跟传统、反西化、另一种“西化”马列的拿来主义、移植沙俄制度等等，是何种脉络？
到底我们要破解的迷思是，一个前现代大国，可以靠经济崛起，又获得升级版集权模式，然后威胁周围先进合理的制度，乃是二十世纪都未曾出现过的“奇观”，而且在亚洲大陆出现两个文化迥异、却经由暴政、改革、复辟，步步雷同的大国？
当然，症状是为什么“普习同构”？后极权的民族主义究竟是什么？
“帝国模式”若存活下来，必定是一个坏制度，难道也是由中俄两民族淬炼出来的？
只有“帝国”解体了，而非“经济发展”了，才能出民主制吗？
只有推翻“帝国”，才有地区稳定、和平与永续的秩序，欧洲与东亚的今日皆验证了这种政治学吗？
进年大陆风靡一股“民国热”，怀旧还是讽今？我写了蛮荒之后，才得见民初的轻癯背影几人，忽然也才难过起来，那千年文明，寂灭前的星光一闪，竟然是那么璀璨，林徽因捻起那一炷香，难道不是为了徐志摩，而是她预感到了蛮荒？而看尽兴亡的陈寅恪，为何不识共产而宁死不浮海，他比其他读书人明白多少？张爱玲的明白，不止从中国逃得最早，她还预知在美国也必须"拒不见人"；我在蛮荒中读小说里最楷模的人不是中国人，而是俄罗斯的齐瓦哥，他体现的一种“好人”个人主义，反而是“与人为善”的儒家文明培育不出来的；假如你要追究天安门学生的“激进”，你非得捋到梁启超那儿才算公平，这杆如椽大笔给中国引进了“亡国灭种”的思想，也虚构了“中华民族”，这两样害苦了中国人，至今仍然是中共的统治利器；
中国至今维持千年“秦制”，是因为单一书写系统“汉字”吗？亚洲大陆东部的"语言代换"过程，就是六千年"华化"的所向披靡，灭掉了无数文明与文化的可能性，假如它再武装了一种升级的集权制度，不止亚洲，恐怕全球都难以幸免被“华化”，梁启超的“亡国灭种”不是鬼话吗？
大海哭大陆、黄祸哭印第安、殖民者哭灭族者等等，海恸升级为天恸、人恸，也许就是这本书想表达的那个“恸”，我用过一个“殇”字谈黄河，也就是秋水；在海外三十年后只能说海了，还是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毛病，却再也找不到“殇”这么绝妙的字眼了，搜肠刮肚寻来一个“恸”字，还行。
——代序：从海葬到海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