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企生存问题突出，大量民企正在倒闭、出走或在困境中挣扎。资料照。
7月最后一周，中共高层发出“救经济、救私企、促消费”的全面动员。其中在扶持民企方面，继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支持民企“31条”后，最高检、最高法也配合出手。不过，专家认为措施对于救经济效果有限，而中共对民营经济的定位就是作为补充，其态度会据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需要翻覆。
最高检拟严惩民企内部腐败 分析指民企更没信心
中共最高检察院7月31日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和预防民营企业内部人员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犯罪、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其中提出，依法惩治影响民企健康发展的民企内部人员犯罪。
最高检声称，不过度介入民营企业经营活动，不能以保护民营企业利益为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8月1日对大纪元表示，最高检说法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此举其实暗藏着中共对民企实质上的干预。
“中共近期一直说要支持民企，但是动作上却仍想着让民企服从党的领导，包括打击特定领域的民企，如科企、教培行业等等。殊不知当局这种做法却是让民企无信心的根本原因所在。”
他认为，最高检要严惩民企“腐败行为”。换句话是对民企的监管越来越严厉。这么做只会扼杀民营企业家的创造力，使得民企更无信心，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继续直线往下。
最高法谈“平等保护”原则 专家揭按需改变的“游戏”
7月31日，中共最高法院发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典型案例”。据澎湃新闻报导，在一起合同纠纷案中，宁波两家国有企业试图将经营风险转嫁至民营企业，法院以合同违约判令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最高法审委会副部级专委刘贵祥表示，通过这些案例旨在推动各级法院“有效落实平等保护原则”，机关法人、国有企业违约毁约、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同样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旅美经济学家黄大卫（Davy Jun Huang）7月31日对大纪元表示，最高法称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国企不能将经营风险转嫁民企，是有所指的。比如现在很多地方债务比较繁重，市场风险在增加。由于国企承担了政府一些工程，很多时候会再分包给民营企业。有时地方财政没办法支付给国企，国企也没有把资金支付给民营企业。最终把大部分的风险转嫁给了民营企业，导致民营企业倒闭。
他认为现在明确不能够拖欠民营企业的资金，恰恰证明目前整个经济非常困难，连国企经营都有巨大风险。
黄大卫表示，这说明当前经济困难是比较巨大的，“他们过去不太会理会民营企业，民企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维权是很困难的。而现在它非常依赖民营企业振兴经济。”
黄大卫说，中共对于民营企业态度转变，和不同时期的经济需要、政治需要有关。但对中共来说，民营企业是整个所谓的公有制的一个有意义和有益的补充，这一点不会改变。
“它一直以来的态度就是做一个补充性的东西。当它特别需要的时候可能会支持，当它觉得不需要的时候就放在一边去。这个态度会不断翻转，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改变。”
“当它觉得需要的时候会扶持一下，（民企）做强了，又把一个市场份额转到国企里面去，而且当一个市场，民营企业经营得好的时候，他们最终就是把民营企业赶出去，用国企来进行替代，其实一直在重复这个游戏。”黄大卫说。
中共救经济口号五花八门 分析指效果不彰
自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支持民企后，今年以来，各地跟风出招，口号五花八门。
比如，海南省要求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安徽宣城市检察院发布支持民营经济“八条意见”，包括“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江西省进贤县检察院表示，对因生产经营涉嫌犯罪的市场主体人员，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捕不诉。
黄大卫表示，北京对于民营企业的支持，还是停留在一个文件鼓励和舆论引导方面。这对民营企业的经营可能暂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未必像其预想中这么好。问题是整个大环境对民企是不利的。
他分析说，现在整个中国外资流出，中国企业出口欧美国家的比重不断下降，主要出口东南亚国家，南美洲国家，还有俄罗斯为主，都是低利润的出口。加上内需一直不足，失业率升高，经济未来的前景不乐观。
“民营企业在目前这么低谷，（当局）说从法律法规方面保障他们最基础的权利。但是要通过这样来反转整个经济，会比较困难。”
黄大卫7月22日也曾对大纪元表示，靠政策救经济的时代已过去，现在是国际关系占主导。
黄大卫表示，过去中国经济八成由政策推动，现在会变成外贸关系、国际关系、外资的利用等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原来是经济政策占80%，外来的是20%，现在已经倒过来变成80%要靠国际经济、国际关系，而20%靠政策。国际关系没有改善，外资利用率没有增加，单纯的企业做大做强，经济总量增加不会如愿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