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的施与受
今年3月，联合国公布《2023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2023），我国名列全球第27，亚洲国家第4，在亚洲仅次于以色列、新加坡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台湾并非联合国会员国，丝毫无法影响联合国的内部作业，所以这一份调查的客观性毫无疑问，台湾人可以欣然接受，不必怀疑是民主进步党政府制造的假讯息。
幸福国家评比主要根据《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的结果，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健康寿命、人生抉择自由度、社会支持、慷慨度（generosity）、贪腐程度等做为评比指标。其中的慷慨度，问的题目是：“你是否曾在上个月捐赠给慈善机构？”英国慈善捐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同样根据《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的统计做成的《世界慈善捐助指标》（World Giving Index），在最新公布的2022年全球排名，台湾在慈善捐助中名列第41，和台湾的幸福排名名次27相比，台湾人的施（捐助）与受（幸福）显然还不成比例，捐助行为还有增加的空间。
台湾人价值议题公益捐献意识有待提升
由公益责信协会执行长余孟勤主持的《公益观察2022──韧性与复归：台湾企业暨民众捐款调查报告》显示，依据财政部统计数据可推知，近年台湾整体营利事业每年直接捐出的捐款金额约为新台币250-255亿元，有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或企业永续报告书的258家上市上柜与兴柜大型企业，每年则约有69亿元总和的捐款。该研究针对大型企业的捐助行为发现，服务业因必须接触一般消费巿场，与地区或大众建立关系或品牌形象的需求较高，所以捐款占净利的比率最高，换言之，服务业有将捐款视为投资或经营成本的现象；金融业的营业规模较大，社会信任需求相当高，也最早被政府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强制要求负起社会责任，所以捐献金额最大，但金融业也最重视捐款的责信（accountability）；传统产业有长期人脉和社区关系经营的需求，捐款稳定；反倒是支撑台湾经济主力的科技业公益捐款占净利的比率并不高，原因可能在于科技业主要是企业对企业的业务型态，和在地社区互动不多，所以是否捐款，端看企业主本身的单纯意愿而定，与利害计算无关，但则呈现出其价值观。
在民众个人捐款部分，我们可以参考余孟勤主持的另一份研究报告《公益观察2023──交织的暗影：台湾民众捐款调查》，该研究发现，台湾民众2021年总额约为1097亿元，纳税人中有捐款者的比例为44%，2022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加重，捐款总额骤降为716亿元，但捐款比例上升为51%，显示疫情导致家户资金运用紧张，但还有人富有同理心，新进投入公益捐款行列。2021年捐款者平均每人全年捐款约12000元，2022年降为7125元，35%主要的捐款来自月薪4到6万的中产阶级，稳定的捐款者则一向是60岁以上的长者，风险意识高的中高收入青壮年则有退捐的情形。台湾人的捐款动机，以回馈社会和累积功德福报最大，捐款内容以慈善为主，特别是儿童照顾，针对特定社会议题的捐款不到15%。捐款形式过半为现金捐款，线上捐款是未来值得开发的途径。而必须提醒的是，公益责信协会调查的民众公益捐款内容，是不包括政治献金和宗教捐献的，而我们都知道，台湾人捐款政治献金和宗教通常是不要收据的，前者依《政治献金法》规定，捐给个人的，只限于选举前后期间，不含平日，捐款者的平日捐款通常是不留下捐款纪录的，为的是怕日后有政治或法律风险；而捐给神明、神职人员或是宫庙、教会的，一般人都认为在天界已有一本帐，人在做，天在看，不会在乎在人间还是否需要捐款证明。
公私协力国家治理
我们由前述研究中可推知，无论是企业或民众个人捐款，发乎恻隐之心的慈善捐款或是祈求福报的宗教捐款或具有政治投资性质的政治献金，都是台湾最常见的捐款类型，而针对特定价值议题的捐款比例则相当低，这就导致台湾的倡议型公民团体在财务上不易从社会募款中得到挹注，捐款者与倡议型组织间的关系就更显得弥足珍贵，而如果倡议型组织的倡议主题与国际民间社会同步，原本就在国际社会倍受孤立的台湾，就有可能在国际民间社会的参与中找到突破口，甚至在特定议题上成为领导者，因为台湾人最缺乏的是机会，而不是能力和见解。倘若因为前沿性的议题一时在台湾社会找不到认同者，而使台湾在人类文明进程和国际社会中缺席，那将是台湾人民非常大的损失，这是由于台湾的独特价值更需要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比中获得呈现，盖台湾整体的世界品牌价值，就是在进步观念与技术和国家形象连结的不断强化中获致的，由此才为台湾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与销售中带来超额的利润，所以政府部门对倡议型组织的补助，也应当被视为公共外交政策的实现与支出，是公私协力治理观念在政策倡议与行销中的应用。
锻炼民主韧性，培养民主抗体
但公民社会更大的价值，还在于它的存在，才是各该国家是否拥有健全的多元民主体质的明证。民主国家的社会基础在于社会自治，由人民自发与志愿组成的各种社会组织从事公共事务服务，拥有这样独立自主的公民，国家主权才能为国民实际掌握，人民以直接或间接权力监督制衡政府，社会运转不会被国家权力所宰制。
民主台湾的存在是所谓中国文化与宪政民主无法相容的最佳反证，因而无时无刻不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嫉恨与威胁、渗透与利诱，活跃和积极进取怀抱淑世价值的公民社会成员，展现的是民主的韧性，是人民抵抗国家暴力的阵地，而具备公民意识、主动投身社会自治或是以捐献支持社会团体从事公共治理的人们，不依附于国家权力，相信人的良心、智慧与勇气，就是保卫台湾民主最强的抗体。
怎样让台湾的民主抗体强壮台湾的民主体质，就需要将台湾的公民个人行动导向集体的价值目标，而其中介者就是公民团体，有远见的国家领导者，就该要思考如何协助公民社会发展，并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协作建立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的导流
《公司法》第1条第2项规定：“公司经营业务，应遵守法令及伦理规范，得采行增进公共利益之行为，以善尽其社会责任”。企业如何善尽社会责任，联合国2015年公布了《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确定了旨在解决全球性环境、经济、社会问题的17个永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2016年全面推动永续发展议程的在地化，我国金管会于2020年发布的《公司治理3.0永续发展蓝图》，即参考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就企业如何在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面向的相关作为自行规划并写入向公众提出的永续报告书制定规范，在未如金融业受强制要求提出永续报告书的产业界，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也可以主动投入永续发展事业，建立企业的公益品牌形象。
但企业毕竟以营利为主业，不可能在社会公民志业的经营上本末倒置、不务正业，何况非营利组织的经营也是专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未必有剩馀人力可以分拨处理社会公益事务，所以，与志同道合的公民团体合作或是提供资助，对于企业而言，是最合乎经济又可兼顾公益的做法，
认识公督盟和华民
我现任理事长的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和华人民主书院协会，都是台湾公民社会中极富国际声望的组织。公督盟从事国会监督和国会议员评鉴，并由此发展出行政、立法、司法、新闻之外公民社会第五权的观念，针对台湾国会运作情形研发出的评鉴指标与方法，确实引导着我国立法委员普遍的问政风格由兼职而专职而专业化，也同时促使立法院因资讯开放而成为政策创新的引擎和民主审议的重要平台，国民主权在国会政治中乃得以落实。公督盟的成就因台湾民主发展而引起国际瞩目，继今年3月成功主办2023国会开放与监督论坛以及于会后发布共同宣言后，公督盟于6月再与日本万年野党签订协议与发布共同宣言，发起成立亚洲国会监督网络，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民主国家推广国会监督，建立台湾在国际民间社会的民主共同防卫机制。公督盟也以国会监督经验，进一步向下扎根，在全国各县市议会推广地方议会监督，深化台湾基层民主与地方自治。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成立宗旨为立足于普世价值和台湾经验，联结全球华人社会与关怀中国问题社群，共同推动与促进中国民主化、人权发展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压迫的各个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期待透过宪政主义在中国的建立，解除民主台湾的外部危机，缔造两岸永久和平与幸福。华民在台湾以每年举办六四纪念活动、国际中国律师节、中国主题巡回讲座以及每逢大选举办国际观选团而著称，此外在协助政府关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压迫各族难民、提供中国大陆政策谘询、参与国际关怀中国民主化倡议、建构全球华人公民社会、以及中国民主运动人才的培力上也发挥著不可或缺的功能，但华民也因为与香港华人民书院有限公司的历史渊源，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度关切，而使得许多顾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商关系的台湾企业或个人对于捐款支持瞻前顾后、裹足不前，华民人力与财务也因此倍感紧张。
公督盟和华民都是根植于台湾土壤的国际知名倡议型组织，其宗旨皆与永续发展目标第16项与第17项相应，第16项为“促进和平多元的社会，确保司法平等，建立具公信力且广纳民意的体系”，第17项为“建立多元伙伴关系，协力促进永续愿景”，前者与台湾宪政民主的深化有关，也是公督盟的国会监督以及华民对于台湾主权和民主守护的任务；后者与国际合作有关，公督盟的国际结盟和制度输出，以及华民对于国际人道主义干涉中国人权问题以及共管中国民主进程的倡议，无不戮力于此。
在相当一段时期，幸亏有欧美大型倡议型组织的财务支撑，才能够茁壮成长，近年因台湾民主表现耀眼、武汉病毒疫情以及财务问题导致人事更迭等因素，国际组织认为台湾社会有能力为公督盟和华民的正常营运提供稳定的支持，而因此中断捐助，使公督盟和华民的经营在台湾的特殊公益捐献文化中，都面临了难以对外国人道的重大危机。公督盟的问题主要为财务收支平衡，华民的燃眉之急则是当下周转现金准备不足，承办之政府委托或补助之国内外活动因经费事后核销拨给而出现严重财务压力，更可能因财务问题而妨碍不远将来的业务发展，我为此而对手上两个组织的存续，时刻感到忧心如焚、一筹莫展。
抢救台湾公民社会资产
公督盟和华民是台湾宝贵的社会资产，我诚挚地提出几点呼吁，请求台湾社会各界给予支持：
一、对于价值议题的倡议性组织提供公益捐献，可以具体实现人生在世的幸福，为台湾社会与人类创造眼前可见更美好的明天，其意义不下于追求来世福报与保祐庇荫后人的宗教捐献；
二、台湾的公益捐款可以抵缴所得税或其他财产税，企业或个人可以此调节财务配置，不会因此而增加财务负担。透过公益信托制度进行高额公益捐献，更可将个人或企业理想借由指定特定用途加以实现，既可节税、也可实现公益、更有助于维持企业或个人社会声望；
三、国人应认识并重视企业经营应兼顾社会责任的国际潮流，企业投入或支持公益的最佳途径，就是选定可信任的社会团体进行长期的公益事业合作，特别是提供稳定的财务支持与协助人才的培力；
四、政府也应认识社会企业或企业分摊社会责任，是我国公共治理的生力军，对于具有特殊价值与贡献的社会团体，在财政支持上，在既有的业务费补助科目外，应有一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的作法，开放人事费的补助，这才能真正协助公民团体和台湾公民社会找到人才愿意投入特殊社会公益事业。
公督盟和华民目前都面临了重大的财务危机，这一问题的解决，已远超过我的能力所及者，所以最后容我再次拜托十方社会贤达，公督盟和华民涓滴不弃，期待您的义举。
民国112年8月1日晚9时3刻
统一超商复锦店
作者曾建元：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暨淡江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兼任副教授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暨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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