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中国经济崛起之势锐不可当。数十年奇迹似的成长，使这个穷国摇身变成经济超级强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积极的封锁抗疫反应赢得赞赏，藉“一带一路”计划在世界各地大举投资基础建设的雄心勃勃，更展现力拼全球影响力、甚至争霸的强烈企图心。
但如今，中国经济显得一蹶不振。严厉的“净零”防疫政策终告放弃，后继经济复苏力道又不如预期，日前公布的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显示中国经济已陷入通货紧缩，令人不由得拿来跟1990年代日本的情况相提并论。
究竟哪里出了错？中国能扭转劣势吗？美国该如何因应？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10日在纽约时报专栏撰文指出，一些分析师把此刻中国经济步履蹒跚归咎于“经济长新冠”，即政府恣意而为的干预瓦解私部门的信心。
克鲁曼则认为，与其说中国现在的困境是肇因于领导人习近平行事令人捉摸不定，不如说是“更系统性的问题”使然。重点是，中国压制民间消费，巨额储蓄需要投资出口，但随着生产力快速成长的领域日益窄化、工作适龄人口开始不增反减，已不像15、20年前年成长率动辄10%时那般，能善用巨额资本。
因此，中国经济成长减速无可避免。国际货币基金（IMF）预测，中期内，中国成长率可能趋缓到低于4%。这使北京当局试图藉投资国内生产毛额（GDP）的40%力撑成长的策略不再可行。往年，虚胖的不动产业可掩饰问题。但算总帐的日子迟早会到来。
美国应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拜登政府对北京采取强硬策略，包括促进半导体自制以降低对中国依赖、设法阻止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最近更局部禁止赴中国投资高科技业。既然中国经济由盛转衰，全球争霸气势大减，拜登政府这些行动是否已变得无此必要？
克鲁曼认为，仍有必要，甚至更有必要。理由是：中国已是超级强国，经济转弱也不能改变这个地位，而领导人愈来愈独裁专制、行事反复无常，令人忧虑，设法削弱这个超级强国伤人的能力，是合理的。
基于防患未然的考量，更有必要采取预防行动。中国统治者长久来凭经济成就取得政权正当性；现在，内政遭遇问题，青年失业率急遽攀升尤其棘手，北京会如何因应？理想做法是厉行延宕已久的改革，让更多家庭收入提高，带动国内消费，以内需接棒推动经济成长，取代难以为继的投资。
然而，不必详读历史也明白，在内政凋敝之际，独裁政权有时的反应却是对外穷兵黩武，借此转移国人注意力。因此，实际上，中国的内政出问题，只会给全球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