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上海外滩人潮。
随中国有步入一段漫长不景气的风险，加上房地产危机堆叠威胁金融稳定，外界对中国领导层不急于出手救经济益发不安；外媒认北京出于维稳应对地缘政治是一大原因。
路透社一篇分析指出，投资人、分析师和外交圈认为有迹象显示，北京对于处境艰难的疫后经济复苏，似乎犹豫应否采取激进政策提振经济，因为这不仅是经济，更牵涉地缘政治问题，是中国目前反应不愠不火的原因。
几位中国观察人士认为，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国家安全的关注缩限经济上的努力，甚至与振兴经济背道而驰，吓跑北京想吸引的资金。
经济研究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负责中国研究的副主任贝多尔（Christopher Beddor）说：“今年的核心问题是，领导阶层向官员发出高标准却又含糊的指示，要官员平衡经济发展且不得违反国家安全。”
“如果下面的官员不确定领导阶层要他们怎么做，他们可能会观望看能否取得更多讯息，结果就是政策瘫痪，即使代价可能非常巨大。”
其他人则表示，共产党对权力可能从国家转移到私领域的措施向来戒心根深蒂固，政府中又充斥习近平的忠实拥护者，这可能扼杀政策辩论并阻碍回应。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改变需要时间，正如去年大部分时间中国都还坚持有损经济的严格清零防疫控管，那怕世界其它地方早已受不了防疫管制而开放。
中国过去不乏当机立断的表现，像全面应对2008到2009年金融海啸危机期间的成长停滞忧虑，以及2015年的资本外流恐慌。
中国重大政策的调整往往还需精心安排，像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就是设定此类决策的场合。
经济学家表示中国需提振消费和商业信心，例如祭出减税或政府资助的消费券，但这次经济成长力道减缓与先前样态不同，目前没有快速解决之道。
不过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6日在记者会表示，少数西方政客和媒体放大、炒作中国疫后经济复苏进程中存在的阶段性问题，最终都难逃被现实打脸的命运。
中国政府也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后者已创下历史新高。分析人士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监管部门对科技、教育、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大企业打压的后遗症。
中国国务院17日表示，将“优化”民营企业环境，加大吸引外资力道，但未透露具体细节。官员们表示，民间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60%，占都会就业率的80%。
但驻北京的各国外交官员表示，中方官员呼吁投资，但出于维护国家安全而打压商业的行为削弱商业信心，两者间的扞格与落差日益加大。
像最近的反间谍法即是一例，还有一些对外国咨询公司的突袭搜索，在外资商界不断引发焦虑。
曾任职美国商务部负责对中贸易政策、现为美国“贝克多纳尔森”（Baker Donelson）律师事务所贸易律师史密斯（Lee Smith）说：“人们实际接收到的讯息是：我们（中国）开放做生意，但只能按我们的规矩。”
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学者许成钢表示， 中共领导人没急于采取措施提振私营部门的信心，可能还有更深层原因。
许成钢说：“中国共产党长年的恐惧在于，如果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规模过于强大，政权可能会被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