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区的在建居民楼。房价上涨催动通胀
台北—
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旗下“异言网”（China Dissent Monitor）发布的最新统计，随着中国经济走缓和房企财务接连爆雷后，过去一年来的劳工和住房抗争事件激增，而且未来可能持续走升。观察人士表示，中共持续无差别打压各类抗争，显现出对治理的深层不安全感。
中国政府持续维稳并紧缩舆论审查让境内各类抗争难以串联或对外传递信息。但根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成立的“异言网”的最新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的一年内，中国有公开纪录的线下和网上异议活动多达2,803件，参与人数应超过3万人。
不满失业减薪中国劳权抗争倍增
“异言网”上周公布的第二季度报告显示，该网于4-6月通过媒体报道、社交平台、中国民间组织及其所开发的机器学习软件，总计搜集到535件异议活动，其中以劳工及住房抗争事件居多，前者占比高达59%，后者则有22%。
报告称，中国各地的劳工抗争自去年12月升温，今年6月单月就有至少93起的线下劳工权益抗议，是去年同期的2.35倍。抗争背后的起因与中国经济放缓、制造业连续4个月萎缩有直接关系。
以地区计，制造业大省广东的情势最为严峻，报告称，近几个月来，全国高达35%-50%的劳工抗议聚集于广东省，而广东省政府在出口不振、制造业萎缩及外国在华投资跌至十八年新低等冲击下，去年的财政收入较2021年下降4.8%。
史凯文“异言网”派驻于台北的计划经理（史凯文提供）
至于住房抗争，“异言网”派驻于台北的计划经理史凯文（Kevin Slaten）说，中国房市因地产巨头近年来接连爆发债务违约危机，并衍生烂尾楼等争议，导致越来越多权益受损的屋主必须走上街头维权。
史凯文告诉美国之音:“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出现重大问题，我们可能看到另一波的抗争高峰，但我们仍在研究数据、以厘清此一趋势。就今年上半年而言，劳工抗议明显激增。”
LGBT+与蒙藏民族抗争争取弱势群体权益
“异言网”自去年6月起监测中国的异议活动并定期公布数据。史凯文说，该计划是为了应对中国媒体审查所导致的信息缺失及在中国境内搜集相关信息所衍生的风险而设。该网除优先关注中国境内的实体抗争外，各类网上异议事件也纳入统计范围内，以“声援中国人民的故事，让全世界都能听见他们”。
据统计，中国民众透过示威活动表达异议者占了78%，其余抗争则透过阻碍、占领、不合作(5%)、请愿、罢工或艺术表达等。
史凯文表示，抗争动机不仅限于个人经济利益，如房地产和劳权，有公开纪录的少数民族群体抗议事件于4-6月间也爆发70起，其中以蒙藏族群为了保护文化及身份认同而发起的抗争居多，且值得关切的是，这类线下活动多达2/3皆遭到镇压，显示敏感的民族议题抗争者仍身处高风险。
此外，尽管中共官方压制各类性别议题，但“异言网”报告也显示，中国的LGBT+社群(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等相关社群)仍于6月的年度“同志骄傲月”(Pride Month)中勇敢发声。
报告显示，当月至少有9起线下的LGBT+活动，例如，一名男子于北京街头分发宣传单，“骄傲路跑”也于上海开跑等，且其视频于微博获得高达36万次的点击率，诸如此类的活动，“异言网”将其界定为“网络抗议事件”。
不过，中共官方对这些性别议题抗争的打压也不手软，北京发传单的男子事后遭行政拘留7天，至于“骄傲路跑”部分位于上海、沈阳和深圳的组织者则纷遭官方恐吓，而被迫延期或取消。
沈秀华位于北台湾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沈秀华提供）
位于北台湾新竹的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沈秀华长期研究中国性别与妇运议题。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妇女运动与LGBT+组织近年遭到官方越来越强烈的打压，不仅平台被关闭，主办人也动辄被捕，例如，成立15年的中国LGBT+非营利组织“北京同志中心”于今年5月中宣布“因不可抗力”终止营运，即最新案例。
沈秀华分析，中国LGBT+社群不惜顶着官方压力发声，是因为他们已受到太多打压和限制，乃至没有退路。
沈秀华说:“中国异性的婚姻压力很大，但至少(以前)还有一个同温层，那样的空间现在都被打压到很难(维系)，所以他们会找空间去突破，他们还是得透过一点点的活动，让自己找到一点力量。”
中共无差别打压异议分析:中共忧西方势力“由下而上”渗透
相较于宗教或种族议题，地产、劳资或性别议题的抗争者争取的是个人权益而非政治或公众利益，却仍遭到中共官方无差别的打压。对此，分析人士说，凸显出中共官方深层的不安感。
“异言网”负责人史凯文分析，经济萧条难免引发民意反弹，但中共官方有更深层的忧虑。他们担心，当领不到薪水、住不进新屋的中国民众或其他弱势族群借由抗争串连，恐咎责中共的政策或治理的威权体制，而衍生更大的政治风暴。
美媒《经济学人》5月于一篇题为“中共为何恐惧同志人权”的文章也分析称，中共担忧美国以维权律师、宗教和异议人士、网络领袖或弱势群体为核心，“由下而上”地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体制“改变”创造条件。换言之，在中共眼中，LGBT+群体、女性主义者、劳运分子和少数民族全是西方势力颠覆中国的“潜在工具”。
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透露姓名且现流亡海外的中国维权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中国境内群众抗争层出不穷，也与中国缺乏合理的民意机构有关。
他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质沦为政府施政的橡皮图章，不曾真正为人民发声，历年来居中扮演协调者的维权律师跟劳工团体也早于2015年前后全遭中共政权打压，于是中国境内的各类社会问题直接升级为官民对抗。
他说，只要中共的体制不变，无论是烂尾楼、还是金融危机等争议都难以善终，最终恐由经济问题恶化于更加敏感的政治风暴。
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
现旅居台北的前北京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则认为，中国近年的抗争事件，无论是在群众或地方官员层面，似有微妙变化。
他分析，去年底的“白纸革命”虽一度震撼国际舆论，但更多深陷失业等经济困境的中国青年群体似乎选择“躺平”或喊出“我们就是最后一代”等言语，消极抵抗。
在此前提下，王丹说，即便中国群众抗争事件的总数可能远高于“异言网”的统计，但仍看不出有上升至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或跨地域串连至足以撼动中共统治的程度。
他还说，不只抗争群众“躺平”，负责镇压示威者的地方政府似乎也跟着“躺平”，例如去年4月的河南村镇银行存户抗争，或近期河北坝州民众因不满泄洪成灾而包围地方政府，都未见官方激烈镇压或清算。
王丹告诉美国之音:“我观察到，地方政府对于民众抗争的镇压力度显然也不如以往，实际上就是，中国基层的这些维稳机器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躺平现象，我甚至觉得，躺平也是对习近平专制的一种软反抗。”
除了街头抗争外，网络空间也是官民矛盾与攻防的另一战场。
“异言网”自去年7月以来的统计显示，在4,170条包含异议言论的微博发帖中，约两成的内容遭到审查过滤，尤其在“白纸运动”或“中共20大”等政治敏感期，微博发帖遭审查删除的比例也跟着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