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0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郊外茹科夫斯基（Zhukovsky），MAKS-2021国际航空航天沙龙开幕式上，俄罗斯制卡-52K“短吻鳄”军用直升机正在展出。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Richard A.Bitzinger撰文／信宇编译
尤吉‧贝拉（Yogi Berra）是我最欣赏的现代哲学家，他有一句名言：“未来将大不同，非今昔可比。”这句话用于战争是再合适不过了。如今，每一场新的军事冲突都会引来全球众多军事战略家和国防未来学家的高度关注，他们都认为当前的“今日之战”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作战方式，换而言之，就是“军事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简称RMA）。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军事分析师的工作就是预测下一场战争，而不是分析上一场战争，因为战争总是瞬息万变的。通常而言，每一场新的军事冲突都会给作战人员带来经验教训，既有建议，亦有警示。从过去的成功、失误和失败中吸取教训，对我们是大有裨益的。
尽管如此，许多军事未来学家往往走得太远。他们往往从存量不足的数据中推断出太多的东西，夹杂着自己的偏见，固守着自己的旧有论点。在预测战争的未来时，怀疑论者可能会过度贬低新趋势或新进展；而另一方面，军事创新的拥趸们则往往表现过火，成为狂热分子。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现在还在激战当中的俄乌战争似乎也毫不例外。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军事时尚人士热衷于“信息技术主导的区域军事行动”这个概念。在“环形走廊”内，特别是在五角大楼内，出现了一个学派，认为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ies，简称IT）的巨大突破有可能彻底改变“作战的特征和行为”。这场信息革命使传感器、探寻器、计算和通信、自动化、射程和精确度等领域的重大创新和改进成为可能。
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为“以网络为中心的战争”（network-centric warfare，简称NCW）奠定了基础，使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s）、计算（computing）、情报（intelligence）、监视（surveillance）和侦察（reconnaissance，合称为C4ISR）等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扩容。
与此同时，微电子技术和瞄准技术的改进有望大大提高精确打击武器的射程和精度。
因此，未来战争将是高度网络化、敏捷化、快速移动和联合化的战争（即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其特点还包括战场知识和态势感知的增强，减少甚至消除“战争迷雾”，以及更加精确的对峙交战等。
问题是结果并非如此。首先，很少有国家能够负担得起IT-RMA。购买智能炸弹、对地攻击导弹、空中侦察机、雷达、间谍卫星和无人侦察机等变革性系统，以及制作现代C4ISR网络所需的极其复杂而且昂贵的硬件和软件，超出了大多数国家军队的承受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军队而言更是如此。即使在今天，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军队仍类似于二战时期的军队，依赖重装甲、重步兵，以二维、大规模的方式机动作战。
即使相对富裕的西方国家，包括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军队，也发现很难实现这种RMA；他们仍然轻视军事转型，仍然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新装甲、新战斗机等方面，而不是C4ISR、NCW或远程精确打击。关于利用IT-RMA的概念更是停留在空谈层面。
即使是拥有巨额国防预算的美国，亦无法完全改造其武装部队。美国陆军的“未来战斗系统”计划耗资1600亿美元，旨在开发由18种不同型号的单一模块化轻型战车组成的舰队，这些战车既可载人，也可无人驾驶，并通过最先进的通信系统连接在一起。美军部队转型计划的其它关键要素，包括转型卫星通信系统（Transformational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ystem，简称TSAT）和全球信息网（Global Information Grid，简称GIG），最终也被迫取消。
平心而论，美军在某些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对峙精确打击武器和无人机（包括侦察机和武装无人机）的广泛使用方面。例如，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的所有空投弹药中只有9%是精确打击武器。尽管如此，它们还是造成了75%的战略打击。到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80%的空降打击都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
2019年12月16日，在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法马古斯塔（Famagusta）附近的格西特卡勒（Gecitkale）军事空军基地，土耳其制造的拜拉克塔尔（Bayraktar）TB2无人机。(Birol Bebek/AFP via Getty Images)
乌克兰战争令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对一些人来说，这场冲突是他们所寻求的转型分水岭。总部位于加州的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分析师戴维‧约翰逊（David Johnson）认为，俄乌战争“是军事史上的关键时刻”。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U.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专职研究员哈姆尼斯（T.X.Hamnes）认为，这场冲突构成了“一场真正的军事革命”。
这场战争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就是无人机、智能武器、人工智能、网络战甚至高超音速武器的致命一击。此外，互联网、民用通信卫星和蜂窝网络等商业技术的快速应用，以及其它技术（如使用装有谷歌地图的智能手机来瞄准俄罗斯士兵）也包含其中。
同样，在俄乌战争初期，一种新的军事革命似乎正在形成。起初，这似乎是一场坦克战，是“闪电战”战术的回归，就像德国在二战初期所开创的战术一样。然而随着战事的推进，俄军装甲纵队很快成为乌克兰部队高度分散的“打了就跑”战术的牺牲品，乌克兰部队装备有高精度、威力强大的反坦克武器，如美制“标枪”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英国-瑞典制下一代轻型反坦克武器（Next-generation Light Anti-tank Weapon，简称NLAW）等。
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还能成功地使用武装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军队。土耳其及其拜拉克塔尔TB2无人机就是此类无人机的一个突出代表。在敌对行动开始时，TB2在发射空对地弹药方面特别有效，可以摧毁俄罗斯装甲部队、多管火箭发射器、地对空导弹，甚至巡逻艇等。
然而战争现场瞬息万变。俄军很快就改进了干扰手段，使TB2等无人机失去了功效。更重要的是，面对俄军后来在乌克兰东南部使用的静态防御战，乌克兰人在战争初期成功使用的分散作战几乎无济于事。
事实上，现在的冲突看起来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常见的那种堑壕战。双方都挖了很深的防线，其中包括雷区、诱杀装置、反坦克壕沟和一排排“龙牙”防线，这些“龙牙”是由混凝土堆砌而成的尖锥，旨在阻挡装甲车辆。
与此同时，这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防御工事得到了一些明显属于21世纪的当代技术的支持，包括无人机、电子传感器、干扰系统和精密的防空系统等。
这种新旧技战术的混合体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打法。特别是，由于双方都掘壕据守，进攻行动几乎陷入停顿。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人的进攻失败了，现在乌克兰人的反攻似乎也受阻了。俄乌战争的下个阶段可能已经演变成一场“绞肉机战争”，类似于1916年索姆河战役，这是一战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会战，双方伤亡惨重，财产遭到大规模破坏。
面对这种窘境，我们该如何应对？采用更多的精确打击技术、更多的无人机？使用重型装甲部队还是轻型致命特种部队？这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俄乌战争是新一轮“军事革命”的先兆，那么这个先兆将是严峻和残酷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作者简介：
理查德‧比津格（Richard A. Bitzinger）是一名独立的国际安全分析家。他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RSIS）担任军事转型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还曾在美国政府和各种智库中任职。他的研究重点是与亚太地区有关的安全和防务问题，包括中共作为一个军事势力的崛起，以及亚太地区的军事现代化和武器扩散问题。
原文：Ukraine: A New Way of Warfare or World War I All Over Again？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