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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急转直下只怪习近平?克鲁曼:政策瘫痪有深层远因

有关中国的评论急遽转变,从崛起之势锐不可当的强权,变成落难无助的巨人。许多人归咎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行事令人捉摸不定,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觉得,习近平因个人局限未能充分解决问题,固然是因素之一,但中国现在发作的经济病症已酝酿多时,也反映出中共内部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的政策瘫痪。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曼。图/路透

有关中国的评论急遽转变,从崛起之势锐不可当的强权,变成落难无助的巨人。许多人归咎于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行事令人捉摸不定,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觉得,习近平因个人局限未能充分解决问题,固然是因素之一,但中国现在发作的经济病症已酝酿多时,也反映出中共内部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的政策瘫痪。

经济成长减速慢行的背后因素

克鲁曼在纽约时报专栏指出,自1978年邓小平掌权并推动市场导向改革后,有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成长突飞猛进,实质国内生产毛额(GDP)成长超过七倍。持平而论,中国从科技落后国的出发点,借助于海外已发展的技术,加上融合速度超快,因此能够急起直追。但2000年代末以来,中国成长动能大幅流失,据国际货币基金(IMF)估计,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指针—已降到之前十年水准的一半。尽管应对这类估计数值存疑,但近年来科技进展减速是明显的事实。

况且,中国不再能凭人口优势支撑飞快的成长:中国工作适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即已触顶,此后便逐步下滑。

许多分析师把中国经济动能减弱归咎于习近平。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对民间企业的敌意比前几任领导人都来得强烈。但克鲁曼认为这种分析失之肤浅。习近平首重国家控制,施政又恣意为之,固然无济于事;但早在他上台执政前,中国经济成长已开始走下坡了。或许另有深层因素。

无论如何,中国2008年之前高速成长的步调,显然无法持之以恒。

话说回来,成长减速不表示就会发生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初开始减缓,但这些年来的经济表现并不差。为何中国看来情势岌岌可危?

储蓄过头却缺乏良好投资去处

克鲁曼指出,追根究柢,中国正是深受“节俭悖论”(paradox of thrift)之害。大意是,如果消费者储蓄过了头,反倒不利于经济;若是企业不愿把消费者试着存下的钱借来投资,后果就是经济下沉。这种向下沉沦很可能降低企业投资意愿。所以说,过度储蓄其实可能导致投资降低。

中国是储蓄率高得不可思议的国家,原因不详。不过,IMF研究推测,出生率是最大驱动因素,因为民众觉得退休后无法靠子女奉养;社会安全网不足,老年也不能指望政府照顾。

只要经济成长持续风驰电掣,企业总是有办法为那些储蓄找到投资途径。问题是,那种飞快的成长如今已不复见。

结果便是,中国坐拥巨量储蓄,却缺乏良好投资去处。而北京当局的政策反应,却愈来愈急着想掩饰问题。有一阵子,是借由维持巨额贸易顺差来撑起需求,但这种做法冒着外国保护主义反弹的风险;后来则是把超额储蓄导入不动产,结果吹出巨大的房市泡沫,如今终于爆破。

意识形态偏见导致政策瘫痪

克鲁曼直言,要振兴经济,中国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是鼓励消费者支出。应指示国有企业拿更大比率的获利与员工分享。强化社会安全网。短期内,政府还可大撒币,直接发钱给民众花用。

为什么放着这些明显对策不用?从一些报导研判,可能是意识形态理由作祟。克鲁曼认为,中国领导层罹患某种奇怪的综合症,症状包括:1.敌视民间企业(让民众拥有支出能力,可能削弱共产党的控制);2.好高骛远的野心(理应投资于未来,而不是今日花钱享乐);3.站在道德制高点反对创建强大的社会安全网(习近平谴责“福利主义”可能养成民众懒惰习性、腐蚀工作道德)。

结果便是政策瘫痪,三心二意地推动昔日用过的“投资主导刺激”老招。

克鲁曼表示,中国已是真正的超级强国,大有能力矫正过失,也许迟早会扬弃此刻阻挠政策反应的偏见。只是,未来几年情况可能相当难看。

责任编辑: 楚天  来源:经济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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