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曾以“中国模式与庞氏骗局”为题写过一篇评论，今天再议这个话题，一方面，是因为终于看到了这个庞氏骗局开始瓦解，另一方面，也是想对这个规模空前的骗局为什么能走这么远，发表一点新的心得和判断。
就认知而言，包括胡温在内，很多人早就看到了中国模式会难以为继。胡锦涛为了请小布什出席北京奥运，私下坦言中国问题很多，难与美国争雄，温家宝更是公开直言，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我有一些深知内情的旧友，20年前就一再对我说，中国经济“快穿帮了”。也就是说，中国增长模式的庞氏骗局特征，并非秘密，真正难解的，是这个格局能持续多年的机理，尤其是其货币学的机理。
早在1637年，荷兰发生的“郁金香泡沫”就揭示了庞氏骗局的金融学机理，但中国模式的庞氏骗局之独特性就在于，这不仅是一个金融学现象，更是一个超出了西方主流货币理论的崭新的货币学现象。其独特性就在于，是美中两个超级大国货币政策的耦合，为这个史无前例的金融骗局提供了融资手段。这个见解非我首创，而是早在2009年，就被知名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他的合作者发表的论文所道破。（“The End of Chimerica”，by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2009）不过，尽管弗格森当时就知道这个怪兽不会活太久，但我相信，终局的迟到还是超出了他的想像。
为什么会这样？我相信会有许多经济学和历史学家正在并将继续去解析这个问题。我的一个基本解释就是，改革前中国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苏东的社会和财政安排，即政治集权的等级分租制，其核心是城乡二元和地域身份歧视。这种体制以实物形态，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农业地租来推动重工业化，为此牺牲了农民的自由，不仅牺牲了农业发展，也牺牲了城市化。改革初期的包产到户和财政包干，则把这个实物化的等级分租制，通过经济决策分权而货币化了。这一发展，触发了地域之间的产权安排竞争，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境提供了有效激励，但未能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的大问题。
六四后，中国经济再度陷入困境。1992年，邓小平抓住了老布什伸出的橄榄枝，通过南巡之举，把地方竞争的激励引向了对外开放。由此，地方竞争转向了对外资和外来人才的竞争。中国对外开放，外资获得暴利，秘密何在？大家都知道与海量的农民工有关，但为什么农民工会接受如此低的工资，则少见深入分析。农民工接受远低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是因为包产到户不仅迅速提高了农业效率，也带来了货币地租的均平化。农民外出打工，可以立即提升家庭人均收入和消费，即使农民工的工资不足养家糊口。
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民工的超级“剥削”机会，给金融全球化的主张带来巨大推动。1997年，西方主流学者不顾凯恩斯的忠告，在世界银行香港年会上大张旗鼓推动金融全球化，铺垫了美中货币政策的历史性耦合。正所谓：“利之所在，不得不行”。至于这个诱惑与中国庞氏骗局的形成是什么关系，将是下次评论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