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前的该机构标志。
大纪元专栏作家David Bell撰文／唐云舒编译
世界卫生组织（WHO）没有阴谋控制世界。我们要记得它是什么：它是一个由相当普通的人构成的组织。这些人可不都是各自领域内有着人人艳羡的工作和利益的专家。该组织本质上并不邪恶，只是按照那些给它出资并指定资金用途的人的意愿行事而已。如果其员工想保住饭碗的话，确实有必要这么做。
不过，世卫组织正在推广其最高权力机构“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在讨论的一个协定，该协定旨在加强该组织在卫生紧急情况下的控制权。世界卫生大会也在修订对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旨在赋予世卫组织要求（各国）实施封锁政策、强制你和家人打疫苗，并禁止你旅行的权力。
这里讲的“卫生紧急情况”，是指世卫组织总干事认定的、可能对健康造成重大问题的任何风险：可以是某地出现的变种病毒，可以是总干事不认同的信息流传，甚至可以是天气变化。现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一直坚称，这些事件都是重大且日益严重的威胁。他甚至在全球有五人死于“猴痘”后，宣布这一事件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
在联合国不顾一切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气候灾难”之际，其下属的其它机构情况也基本上和世卫组织差不多。在气温（实际上只）升至中世纪时期格陵兰岛生产肉品和大麦所需的“惊人”水平的情况下，联合国多数员工并不是真的相信我们已经濒临灭绝，他们只是拿人薪水、替人说话的普通人，担心不这样的话饭碗和升职机会将不保。
那些因为有钱而获得权势的人通过操控世卫组织和联合国获得巨大收益。这些人也大笔投资媒体和政界，以获得广泛支持。世卫组织和联合国人员想从内部抗争的话，显然对他们的职业前景有害无益。他们宣讲的东西很多都是事实（病毒的确会导致人死亡，二氧化碳浓度在上升，而气候在不断变化），以此来证明他们造成的总体伤害有其正当性；他们知道自己在做危害人的事情。
少数人通过“猎捕”机构获利
实际上，大型组织是为其出资人服务的。多数员工只是听命行事、拿薪水。少数勇敢的人会离开或者被炒鱿鱼；许多没有勇气坚持自己信念的人会躲在后面，期盼他人先站出来；还有一些懵懂无知的人压根儿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为数不多的倒楣蛋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落入陷阱、被迫服从指令。
世卫组织和广大联合国机构（最初）的信条是改善全世界人的福祉，其工作人员也普遍是这么倡导、这么做的。而现在，这些机构受制于巨富和需要取悦投资人的跨国公司，于是便以同样的热情来倡导和维护新主人的利益。这类机构成为那些想扩大个人权势者的得力工具，原因就在于此。
在论及少数人如何能够影响和操控如此强大的国际组织时，如果你不静下心来动脑筋思索的话，就很容易认为这是很离谱的说法，或者是阴谋论者的胡言乱语。是啊，那么几个人怎么可能控制得了整个世界？不过，如果有的人富可敌国却不需要照管任何国家，那么他们确实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拿出一部分钱、战略性地用于某些特定机构，把它们变成影响其它机构的工具，是可以做到的。而这些机构的员工面对如此慷慨的捐赠，当然十分感激。
当我们放宽税收和利益冲突方面的规定，使得某些个人和公司能够获得巨大财务杠杆并公开使用，这类“机构捕获”是能够做得到的；如果我们进而允许这些实体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那就会进一步用我们的钱帮他们达到目的；如果我们允许政客们以搞政治为终身职业，他们很快就会明白：与其取悦百姓，还不如和这些能够扶持他们职业生涯的人套近乎呢！
他们可以在达沃斯（Davos）这样的度假胜地闭门互通款曲，而大媒体则通过大肆炒作一个孩子在主席台上对着机器怒斥的镜头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这是必然的，因为政客们需要钱，也需要媒体正面报导；而有钱人团伙需要更“友善”的法律。
现在，全球公共卫生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企业“捕猎”实例。同一伙人资助了培训学校和学生求职的研究小组，通过打造这些实体，他们可以决定学生们如何选择优先事项、在何种机构实践他们所学的东西、读什么样的期刊；同时，他们形塑了大众媒体，用来向学生进行宣传、让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如果你深挖一下就会发现，气候问题方面的情况也没有太大差别：遵守潜规则的人职业前景光明，不遵守者会断送职业生涯。因此，这些行业就会出台有利于赞助商的政策和研究成果。
试想一下，哪个富人真的不想更富？历史上的确有少数不贪财的圣人，但贪婪是一个有强大魔力的东西，没多少人会因为得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而减少贪欲。天底下没有新鲜事，贪婪古已有之，假称贪婪会带来好结果的人也比比皆是。
我们会进入封建社会吗？
顾名思义，要想成功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和财富，就必须夺取他人的自主权和财富。多数人都不愿失去这些东西。在真正民主的社会里，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是抢来的，只有在授权者同意的情况下才能掌权。没有几个老百姓愿意把财产给予比他们富裕百倍的人，人们可能会同意在互惠前提下、以纳税形式转让一部分财富，但可不是交给其他人随意挥霍的。因此，为了成功积累权力和财富，人们必须以暴力或欺骗手段来夺取，而欺骗往往是风险较小的选项。
谎言和欺骗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奏效，但很多人会上当。由于真相是谎言的敌人，平等是暴政的敌人（这里指的是个人自决权和身体自主权），追求权力的人就要压制坚持真理和个人自主权的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发声，并让大多数受骗的人相信这些不服从的人是敌人（别忘了“不接种疫苗者导致大流行”的说法）。
注：“不接种疫苗者导致大流行”（pandemic of the unvaccinated）的说法最初是拜登政府官员在2021年夏天出现新一波疫情时提出的，他们把疫情爆发的原因归咎于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通过给拒绝服从的少数人扣上“反什么什么”、“拒绝什么什么”或者“所谓的什么什么”等帽子，把他们描绘成负面分子和劣等人，多数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忽视这些人，甚至会因此具有优越感。
如果大众媒体也和他们沆瀣一气，那么“违规”者就几乎不可能洗刷罪名，也无法把自己的信息传递出去。目前，制药公司是媒体和政客的最大捐赠者。媒体的大老板是贝莱德（BlackRock）和先锋集团（Vanguard）；凑巧的是，先锋集团也是好几家制药公司的最大股东。因此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些投资机构想直接或者通过“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世卫组织或联合国等听差的组织间接地利用这些资产追求最大利润，会赚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一种比较新的病毒，（追求权力者）所需要做的就是利用媒体和政治资产来制造恐惧、禁锢大众，然后向大众提供摆脱禁锢的药物手段。这样的计谋无异于给（媒体和政客的）捐赠者印钱。他们甚至能够把这种药物手段描绘成救命仙丹，从而使得人们辨别不出来它其实是一个源于贪婪、并始终由贪欲驱使的计谋。
正视现实采取行动
扫视一下现实会发现，我们经历的似乎就是这样一个现状。人们抛弃了制约贪欲的基本规则，把社会变得一团糟，并放任贪欲肆虐，还把它称为“进步”。恐惧和贫穷是病征。
世卫组织、联合国和媒体都是工具。很快，其它“工具”会强行推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并慷慨地提供“全民基本收入”（类似于帮助扶养小孩的定期补贴）以缓解贫困问题。这种用程序编制的货币只能用于控制者规定的用途，而且当控制者不高兴了，例如觉得人们对其不忠实时，可以随意收回使用权。这完全是奴隶社会的做法，只不过不再需要用鞭子或者当前的赞助媒体的方法，就可以让人们服服贴贴地听话了。
要修正这个状态，就需要从滥用者手中拿走这些工具，不管这些工具是世卫组织，是联合国，还是其它什么机构。举例来说，不管你的锤子多有用，如果会被入门盗窃者用来打断你的腿，你最好还是扔掉它，生活中有很多比敲钉子更重要的事情。
说得更直白点，作为民主国家，我们不应该资助那些听命于其他人、让我们陷入贫困并侵蚀我们民主的机构，那是自毁。
我们需要确定，个人自主权是不是一项有价值的原则？人人生而平等，都应平等地生活，这句话是真理吗？或者，我们应该“拥抱”一个等级森严、采取类似种性制度的社会或封建社会吗？历史事实显示，掌权者渴望实行封建制度。因此，不掌权的人，以及所持信仰超越贪婪层面的人，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了。停止支持被用来窃取我们利益的机构，很明显是我们要走的第一步。
我们要再次成熟起来，重新认识一下人性方面的现实，就是拆除禁锢我们的“监狱”的开端。让受赞助的媒体得到应有的惩罚；竭尽全力说出真相。当有亮光照射在陷阱上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掉进去。当有足够多的人认定，是我们的东西就不能被拿走时，想夺走它们的人就不会得逞。这样，我们就能以造福人类的方式来解决健康、气候和其它问题，而不是只造福一群富有、为所欲为的恶棍。
作者简介：
大卫·贝尔（David Bell）是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也是一名专注于公共卫生的美国医生。他曾在澳大利亚和英国从事内科和公共卫生工作，之后在世界卫生组织设于日内瓦的“创新诊断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novative New Diagnostics）担任疟疾和发热疾病项目负责人，并曾担任华盛顿州贝尔维尤高智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旗下“全球良好基金”（Global Good Fund）的全球卫生技术总监。他也提供生物技术和全球健康方面的咨询。
原文：The WHO, the UN, and the Reality of Human Greed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