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频繁的党内清洗让碧桂园的“政治人脉”自身难保，当二小姐杨慧妍接棒碧桂园时已经千疮百孔，她正在沦为中共的牺牲品。（《人物真相》提供）
她是典型的富二代，踏入职场的那天就成为中国女首富。但当她正式接棒父辈创下的江山时，家族企业早已千疮百孔，往日依靠的“政治人脉”也在中共频繁发动的党内清洗中自身难保，而她正在一步步沦为中共的牺牲品。她就是碧桂园二小姐杨慧妍。
今年7、8月份，北京、河北等地爆发的大洪水再次证明，洪水的流向并不完全由地理高度决定，而是取决于受灾的人们在权力、等级方面的落差。如今，以恒大、碧桂园等房企爆雷为代表的金融危机正如同洪水一般，冲击着中共的金融防洪堤。
8月7日，碧桂园未能按时支付应付的2,250万美元利息。随后，碧桂园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应声大跌近15个百分点。自今年年初以来，碧桂园港股已被腰斩，目前的市值约为60亿美元，与202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下跌之前相比，碧桂园的总市值已经蒸发了近200亿美元。
紧接着，碧桂园在8月14日将旗下11支境内发行的债券暂时停牌，这些债券的发行规模超过了22亿美元。而在今年上半年，碧桂园的亏损额度估计高达76亿美元。
金融危机的洪水正滚滚而来，中共会向何处泄洪？它可以给国企、央企不设限制的贷款，但为什么不能给恒大、碧桂园等民营企业贷款续命呢？
今年3月初，68岁的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正式卸任，把公司主席的位置让给自己的二女儿杨惠妍。但杨慧妍接手的碧桂园早已千疮百孔。而就在此时，中共蓄谋已久的，以“共同富裕”为名的均贫富运动与即将决堤的金融洪水都逼到杨惠妍的面前，她和碧桂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杨慧妍，1981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顺德。父亲杨国强在上世纪80年代依靠房地产起家，他的创业之路和万达集团的王健林相似，最初都是从包工头干起，在90年代初的房地产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一些财富。
1992年，杨国强创办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碧桂园，那年杨惠妍11岁。几年后，杨国强带领碧桂园走出顺德老家，进入外地市场。1999年，碧桂园广州楼盘开售时，创下了当月销售3000套单位的纪录。
在一些人的口中，杨国强常常被描绘为最土的富豪。据熟悉他的人说，杨国强早前是个放牛娃，做过建筑工人，17岁之前没穿过鞋，做企业之后也是不修边幅，总穿大一号的西装，一开会就脱鞋、盘腿，搞房地产开发从来不进市区，专捡别人看不上的荒地，“像卖白菜一样卖别墅”。
也许是因为自己穷怕了、苦怕了，这位放牛娃出身的中国最土的富豪极为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
在杨惠妍读初中的时候，常常被杨国强带到碧桂园懂事会会议现场，那时她只有十三、四岁，还不能完全听懂大人们讨论的话题，但会议结束后，杨国强就会给她讲每个人说了什么话，以及他们都是什么用意，也会向杨惠妍传授自己驾驭公司的经验。
杨慧妍读高二的时候，被父亲送去英国留学，后来转往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学习，获得市场营销及物流专业学士学位，杨惠妍还拥有文学学士学位和清华金融学院进修班的经营管理硕士学位。
2005年，杨惠妍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碧桂园，担任采购部经理，并参与制订发展策略。2007年初，她获得杨国强赠送的碧桂园70%的股权，并以160亿美元身家被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评为中国大陆首富。
这意味着，杨国强主动将中国首富的桂冠戴在了自己女儿的头上。那时杨惠妍只有25岁，刚结婚一年，在这之前，她还是一个极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的女孩子。
或许由于这件事造成的轰动效应波及到碧桂园的正常营运，杨国强在当年4月2日特意公开回应称，“将股权转让给女儿杨惠妍，是希望训练她成为碧桂园继承人。”同时，杨国强说，自己有三个女儿，并不会只将股权转让给其中一个，杨惠妍只不过是代表家族持有股份。
杨国强把女儿立为中国首富不久，碧桂园于2007年4月20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块挂牌上市，并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民营建商。但到了今年8月中旬，碧桂园股票跌破1港币大关，首次沦为香港人口中的“仙股”，碧桂园面临被迫摘牌退市的风险。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8月11日表示，目前碧桂园尚未偿付的美元债务规模约在100亿美元左右，而碧桂园暴露的财务问题可能会威胁到其它房企的稳定性。也就是说，穆迪担心，碧桂园爆雷会引发行业内的骨牌效应。
据一些金融界专业人士分析，中国房企的债务总额可能会远远超过外界的估算，因为在房地产市场处于顺风时期，为了拓宽融资渠道，很多房地产公司并没有将所有债务都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中。它们通常以合资企业、联营公司或少数股东的名义，隐瞒债务规模。一旦发生债务违约，外界就会发现记录在案的债务只是冰山一角。
就在碧桂园暴露债务危机的前夕，杨国强在今年3月份正式退位，把碧桂园主席的职务让给了杨惠妍。但此时的碧桂园正一步步滑向政治与经济相交织的陷阱。杨惠妍也像坐上了过山车。
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目前杨惠妍的财富已经比2021年6月时峰值跌了84%，她的身家已经比最高峰时减少了286亿美元，现在净资产约为55亿美元，在彭博财富指数追踪的全球超级富豪中，杨惠妍的资产下降数额最大。
碧桂园、恒大等中国头部房企的快速崛起与失控，都离不开中共的政策因素。中共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统治，可以随时让这些企业生或灭。
“文革”结束后，中共政权面临土崩瓦解，邓小平被迫在上世纪80年代搞“改革开放”再次为中共续命，到后来房地产市场化，中国私有经济开始活跃。杨惠妍家族正是在那个时期乘势崛起。但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让中共感到了恐慌，中共担心，有了物质基础之后，人们会向政府要求更多、更大的权力。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推荐中共干部读一读出版于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政论家陈破空认为，这反映了王岐山所代表的中共高层的集体焦虑，而当今中国，像极了爆发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
纵观中共在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无不体现出，中共恶政的驭民之术在于：愚民、弱民、疲民、贫民和辱民。说白了，中共要的是国强民弱。如今，中共正在以“共同富裕”的名誉，来推行它的再次“均贫富运动”，即弱民之术。
2021年8月，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中央一级的财经会议上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习近平在会上还提出了“三次分配”论，声称要在制度层面确立“三次分配”的基础，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中共的上述论调，让如今的一些中国人想起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在那个时期，基本是“全民共同贫困”。
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涟认为，中共政府一直坚持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指导方针，在所有类型的企业当中，国有企业被称之为“共和国长子”。而为中共新旧权贵敛财的民营私企则不可避免地随着“政治靠山”的失势而受到冲击。
何清涟的这个观点似乎正在杨惠妍家族应验。在今年3月以前，杨国强曾连续担任两届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历时十年，但在今年3月以后，他离开了这个横跨政商两届的精英俱乐部。
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2021年对于碧桂园来说，是一个由盛转衰的历史性的转折点。杨惠妍也透过公司发布的致歉信提到，“自2021年以来，地产行业步入了大调整，房企普遍面临生存大考”，碧桂园面临创业以来最大的危机。
目前的一些迹象和中共颁布的政策让一些人担心，中共正在朝向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回归。碧桂园等大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遭到进一步打压。“公私合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梦魇，似乎离当今的中国社会越来越近。
42岁的杨惠妍从他的父辈手中接过了千疮百孔的碧桂园，而当今中国的政治气候也和其父辈创业时期不一样了。像杨慧妍式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恐怕将成为中共财富再分配的牺牲品，他们是中共倾泄金融洪水、民怨洪水的泄洪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