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二十世纪的特殊产物
然而，在洗脑的问题上，果然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种泛洗脑论的相对主义能为极权政权做充分的辩护吗？
我们注意到，前述作为“洗脑”的精神渊源的尼采、葛兰西和福柯这几位哲学家都活跃于二十世纪，除了马克思以外，他们也与二十世纪两种极权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与共产党国家——的出现有某种精神关联。这两种国家，一是希特勒式第三帝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二是斯大林式的苏联和毛泽东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为制度性的洗脑提供了模板。因此简略看看它们的运作或许会有启发作用。
简言之，在这两种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专门设有宣传部，制度性洗脑的前提是信息被政府高度控制和封锁，在国内外之间筑起信息柏林墙，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当权者透过全权控制媒体，控制学校和研究机构，透过日常生活中的灌输，从严格审查而播放的电视、电影、网络、表演等，配合教育系统的灌输，如水银泻地一样对全民实施洗脑。如对历史以及教科书的篡改，删除所有对自身不利的历史课题，以达到隐恶扬善的政治目的，从而为执政当局带来更自如以及容易控制的政治，维持其统治合法性。
在这类国家，国民没有选择的权利，加上揣测圣意的艰难，形成了该国独特的语境。批评什么，赞美什么，都是一种统治阶层甚至独裁者一人意志的体现。绝不准许个人作出独立判断。极权体制下，全国只需要一个大脑，就是独裁者的大脑。全体臣民只需要复制粘贴圣语、圣意，除此之外，任何独立思考都是非法，都是危险的。
仔细观察比较一百年来法西斯国家与共产党国家的洗脑历史，就无孔不入的彻底性而言，共产党国家洗脑强于法西斯国家；而毛泽东式的洗脑又强于斯大林式的洗脑，尤其是中国文化革命时期，堪称迄今为止国家洗脑的巅峰。
极权国家的这类洗脑，人类历史上还未曾见过。严格说，洗脑是二十世纪兴起的一桩特殊的现象。除了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之外，洗脑的最重要的思想渊源和精神资源是马克思、尼采、葛兰西、福柯。
洗脑的消毒剂
认为洗脑古已有之，洗脑与正常国家的“教育、传播、广告和宣传“这些行业行为并无区别，大家都在互相洗脑。这种泛洗脑论，有违事实，大错特错。
诚然，正常国家内的“教育、传播、广告和宣传“的行业行为策略与极权国家的洗脑或许有些相似的方面。譬如，会传布一些不实信息和意识形态，宣传一种宗教。传播一种信仰，运用一些夸张或遮蔽的策略，推销自己的思想、主张、产品。
然而，二者最关键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正常国家没有垄断信息，执政当局不能垄断真理，它不可能建造国内外之间的信息柏林墙，它不能闭关锁国。因此，那里存在多元的思想与言论，多元的相互竞争的媒体，那是一个思想的市场，有各式各样的竞争对手。在一个有基本言论自由的正常国家，一切对他人洗脑的企图，都一定会有其他人出来反制，从而相互抵消或补充。因此，无论是什么样的思想言论信条，总会有其他思想言论来批判反驳。它不可能成为万马齐喑的一言堂。在正常国家。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断言的，“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而极权国家的洗脑，念兹在兹的正是“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这只是在有国家暴力支撑的高度封闭的国家才可能办到。
洗脑是指通过各种手段来改变一个或一群人的信仰或行为。和宣传不同，洗脑具有垄断性、强制性、长期性和不对称性，即组织被游说者解除对立的信息，也就是封锁信息。
封闭社会是洗脑的必要条件和核心要素。
社会是否存在公开的反对意见，则是洗脑与否的判别标准。
言论、思想自由的开放式社会，是洗脑的消毒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