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战地记者，在以巴战争中，误中炮火殉职的，目前为止已经有24人。
“战地记者”出生入死，是不是中国人的专长？要视乎有没有新闻自由的环境。
有新闻自由的时候，就有新闻专业，新闻专业其中也包括战地记者的训练。美国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课程，都包括这一科。
民国时代，中国民间报业百花齐放，人人有资金，都可以办报纸，而且上海、汉口、天津，外国侨民云集，他们也需要最新的资讯。民国时代是中国新闻业最蓬勃的时候，包括中日战争时期。
1939年开始，3年之内，中日在湖南长沙爆发4场会战。日本视占领长沙为战胜全局的关键。长沙这个小城市，吸引了当年美联社记者慕沙、塔斯社记者叶夏明、合众社记者费殊、“雪梨晨报”记者麦当纳，1941年，与国府国际宣传处主任沈剑虹、军令部的钮先铭，一齐由各方赶去长沙。
据中国当年为路透社工作的名记者赵敏恒忆述：当时交通不便，他本人先去桂林，转车衡阳，已经见到敌机的呼啸。
记者团下车去附近山间躲避，在衡阳转换粤汉铁路，继续向长沙进发。
长沙在湘江边，要通过湘江的渌口桥进入。但渌口桥早被日军炸毁，湘江布满国军部署的水雷。水浅汽艇不能行驶，外国记者只好坐木船，顺着湘江前往。
赵敏恒忆述：江水碧清，合众社记者费殊和苏联人叶夏明，都忍不住跳身下水，来回游泳。战地记者也有忙里偷闲的轻松时候。
船到湘潭，战情紧张，水路运输又宣告停顿。各人接命明早转由陆路去长沙。长沙国军的代表来通知湘江底有水雷，但各国战地记者抗议：明明看见许多木船由湘潭开去长沙，为何他们不怕水雷？
今日的战地记者，必须服从交战国政府在战场军人的命令。记者要寻求真相，军情却要保守秘密，两者时时有冲突。当时水路为何封闭，这一点真相已经无从得知。外国记者团只能服从命令，在陆路步行走了两天，到长沙后，已经人倦马疲，下塌长沙的岳麓山农场。
第二天，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专程来向外国记者团汇报长沙会战经过，然后记者再渡湘江进长沙城。
此时外国传教士来汇报：日军攻入长沙后，司令部设在湘雅医院，国军撤退至湘江对岸，日军又另有一支骑兵占领株洲。
中国空军轰炸浏阳河边的日军基地、炮兵向长沙城内轰击，令日方蒙受重大损伤。日军只能占领长沙北部，晚间不敢外出。
日本攻打长沙，因为国军早已事先将道路破坏，运输困难，只能用空军主力低飞轰炸，并以机关枪扫射，掩护日军步兵前进。
日军向日本发放消息：长沙会战，日军失利，自动撤退。但经此一外国记者团亲临现场，发现因为中国方面部署工作好，有的深入在敌方后猛力狙击，日军成为孤军，最后其实是败走。
英美等战地记者在长沙亲自访问外国教士，还得到政府之外的第二手资料。长沙会战的胜利，真相大白，在国际媒体公布，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是关键的一役，令中国上下士气大振。
10月21日，在以色列斯代罗特准备报道的记者们。
由此可见新闻真相，是战争胜利关键的环节。
以巴战争，对于加沙地带，以色列未能占据新闻真相的高地，反而令西方带有同情巴勒斯坦立场的自由派记者大量发出偏见的报道，包括声称是以色列炸毁医院的 BBC记者。
长沙会战的经过，因为有中外记者随行，留下了珍贵的纪录。至于今日的中国，上一场战争是1979年所谓“惩越战”，有没有记者跟随解放军进入越南、报道真相？一旦爆发台海战争，那时中国人和香港特区市民，又会知道多少实情？大半个世纪，中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了？
至于赵敏恒，1949年留在中国，6年之后被中国政府指控为外国间谍，1961年死于劳改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