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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诚专栏:战争边缘的省思──一个“欺蒙世界”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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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者宣称,以色列正在制造加沙地带的人道灾难,以色列对加萨的围城与攻击超出了“自卫的范围”,以色列才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执行者(好像哈马斯不是恐怖攻击的肇事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至少难以妄下定论。是的,以“国家自卫”之名针对特定人口(加萨人)并使其陷入饥饿、疾病、流离失所甚至死亡的危险之中,都是“不人道的”,但是谁是始作俑者?在历来5次的以阿战争中,谁是战争的发动者与狂热者?我要说的是:世上从来就不存在无罪的战争,但是发动战争的人是有罪的!

特拉维夫的德国大使馆前,一名女子要求哈玛斯释放遭拘禁的以色列与德国人。(美联社

不首先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攻击,才是真正的“反人道主义”!

在“以哈战争”已近20天之时,世界出现极度躁动不安的状态,特别是全球反犹运动的再起和骚乱,各地的反犹示威和刺杀事件频频出现,特别是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关遭到严重抗议。在一种舆论狂热与道德暴力的袭卷之下,一个“欺蒙世界”(deceptive world)开始形成:人们站在根本不是亲临现场和总是受到媒体灌输的旁观者身份,一种过度臃肿的“道德贺尔蒙”不断发酵,一种“道德正确”的精神暴力不断增压;只是谴责,不察真相。

Judith Butler在《战争的框架》(Frames of War)一书中描述了“感官”-其实也应包括被各种被不实消息“所框定”(to be framed)的认识论立场-如何参与并支持战争的延续性。由于人们总是被召唤、被引诱、被框限在“战争报导”的诠释和规范中(就是所谓“战争框架”),这种框架不断诱导、操纵、收编公共领域中的受众(audience),使其成为虚拟的参战者,形成集体性的“二度战争”。Butler把这种框架称为“收编”(conscription),我则称之为“欺蒙”(deception);尽管我并不同意Butler自己也在以哈之间预设了“只谴责一方”的女性主义左派立场-但她也呼吁左派必须重新思考战争的本质。

一个“欺瞒世界”的框建与编造

反犹主义者宣称,以色列正在制造加沙地带的人道灾难,以色列对加萨的围城与攻击超出了“自卫的范围”,以色列才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执行者(好像哈马斯不是恐怖攻击的肇事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至少难以妄下定论。

是的,以“国家自卫”之名针对特定人口(加萨人)并使其陷入饥饿、疾病、流离失所甚至死亡的危险之中,都是“不人道的”,但是谁是始作俑者?在历来5次的以阿战争中,谁是战争的发动者与狂热者?我要说的是:世上从来就不存在无罪的战争,但是发动战争的人是有罪的!

在当代“媒体制造世界”(media makes the world)已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一如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科技对生活世界的宰制。但媒体只能制造虚拟世界,一个真相不明甚至颠倒事实的世界。10月17日,位于加萨市的“阿赫利阿拉伯医院”(Al-Ahli Arab Hospital)发生爆炸。全球各主要媒体抢先(通常都是因为媒体竞争而不经查证)依据医院人员和哈玛斯片面的说法,宣称这场爆炸是遭到以色列的空袭所致,并有500人遇难。实际上,这是媒体“专业抢新闻”之下的假消息。真实情况至今不明,还处于调查之中…..。实际上,真实世界很少受到媒体的传播与表达,因为媒体需要的是震撼观众眼球的爆炸性新闻,而非冷静朴实的真实事件。“专业”(或者称为敬业)只是充当欺蒙世界的遮羞布;而且,连媒体本身也经常受到虚假消息的欺骗!

以“国家自卫”之名针对特定人口(加萨人)并使其陷入饥饿、疾病、流离失所甚至死亡的危险之中,都是“不人道的”,但是谁是始作俑者?(美联社)

Butler的“框架”概念应该包括媒体的“设定框架”与受众的“自限框架”两种层次,在此意义上,欺蒙世界是一种由媒体与受众携手起舞的“共犯结构”,并形成对“真实性”的腐蚀和解构。媒体引述这家医院的医生说:“这是一场屠杀”,而后再引述另一位医生说:“现场一片毁灭”……。在“屠杀”与“毁灭”两个耸动字眼的叠加和刺激之下,全球反犹事件开始爆发;一时之间,似乎不表达对以色列的谴责,就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战争共犯,不同情巴勒斯坦平民的灾难,就是道德上的侏儒。实际上,这只是媒体发送假消息诱发群众“正义贺尔蒙”之后的欺蒙事件,制造了一个单向度的人道主义媚俗陷阱。至于真相,只是埋在一堆断垣残壁中……。

国家欺蒙主义的泛滥

然而,欺蒙事件不仅由“群盲”所鼓动,更多的是由怀有特殊意图的国家所提出。在“以哈战争”爆发之后,世界就出现许多致力于“和平斡旋”的国家,宣称只有它们的“方案”才可以解决中东的冲突并实现永久的和平。这些和平斡旋者,究竟是天使还是撒旦,没有人去深究!

例如,中国就提出了所谓“两国方案”。中国外长王毅指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建国权、回归权”……”。实际上,中共提出的“两国方案”根本是“一国方案”,也就是以“两国”为话语包装,内藏了中国“唯一支持巴勒斯坦”的“一国专案”!

有时候,中国如果能够学习闭嘴,世界会更安静!

如果和平的实现必须落实巴勒斯坦人民的“三权”(生存、建国、回归),那么当以色列遭受哈马斯突击之后进行反击所要保卫的生存权,谁来落实?如果在1988年哈马斯提出的“哈马斯宪章”中,誓言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除,那以色列的建国权谁来落实?如果以色列依据1947年联合国通过的181号决议(真正的“两国方案”):授权以阿双方各自在巴勒斯坦地区独立建国(土地各分一半),全球离散(global diaspora)犹太人依据这项决议,纷纷返回犹太圣经所记载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建立国家,难道以色列的回归权不应得到尊重和保障?

一个可以不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恐怖攻击的方案,居然可以被中国“欺蒙性宣称”为解决中东和平的方案?!这就是除了媒体制造之外另一种国家欺蒙主义!

巴勒斯坦:一个“被绑架的国家”

谁说巴勒斯坦不能建国了?有人剥夺了巴勒斯坦的建国权了?

1996年1月20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就是现在位于西岸(west bank)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当年,依据“以巴协议”-将巴勒斯坦自治区扩展到西岸-巴勒斯坦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选,选举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和立法委员会。1996年2月12日,苏哈.阿拉法特(Suha Tawil Arafat)宣誓成为第一任主席。这不就是巴勒斯坦实现了所谓“建国权”?

巴勒斯坦人在找寻轰炸下的幸存者。(美联社)

然而,2007年哈马斯夺取了加萨的控制权,与自治政府陷入明争暗斗的局面。确实,在此期间,以色列不仅扩大了西岸屯垦区,也对巴勒斯坦人进行迫害与歧视,以色列也必须为彼此的冲突负起责任。但更为严重的是,哈马斯始终把“消灭以色列”作为首要目标,而不是巴斯斯坦的建国、治理与发展;似乎不把以色列消灭,巴勒斯坦就不能实现“独立建国”的目标。换言之,哈马斯“劫持”了巴勒斯坦民族,“裹胁”了巴勒斯坦人民,也“亵渎”了伊斯兰和平主义的宗教圣典,使巴勒斯坦成为一个“被绑架的国家”(kidnapped state)。

“无领地的人民”与废弃人口

在哈马斯恐怖主义(残暴加野蛮)的肆虐,以及在各种伊斯兰激进组织“狂于圣战,疏于治国”的偏执路线之下,在伊斯兰世界建构了一个欺蒙的暴力框架。不仅造就了一些“失败国家”,积累一种“贫穷的圣战主义”-在废墟、呐喊与鲜血中表现伊斯兰的英雄主义,更形成今日几近无药可解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使巴勒斯坦人成为“无领地的人民”(people of no-territory)和地球公民中的“废弃人口”。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境况,一如Zygmunt Bauman《废弃社会》(Wasted Lives)一书所描述的“难民”(refugee),他们活在“全球边疆地带”,成为被剥夺了法律保护与身份定义的废弃物,“除了赤裸的生命之外,一无所有!”

正是哈马斯以及其他的圣战组织,为自己的民族设定了“战争框架”,并从中攫取神圣暴力的特权,是谁剥夺了无辜平民的人道待遇与权利?巴勒斯坦人虽然也叫“人民”(people),但却完全遭受一种由仇恨政治所“框架”(framed)的暴力逻辑,在“报复/反报复/再报复”的循环中,任由摆布!

孰令致之?孰令致之?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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