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4月12日起，一场从国民党内部清除共产党员的大潮在各地兴起。在“清党”大潮中，一向享有清名与盛誉的大师级人物蔡元培，站到了反共第一线。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抉择呢？（《百年真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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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7年4月12日起，一场从国民党内部清除共产党员的大潮，从上海蔓延到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在“清党”大潮中，有一个人站到了反共第一线，他就是一向享有清名与盛誉的大师级人物蔡元培。
蔡元培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背后的原因。
“世上再无蔡元培”
蔡元培，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富商之家。他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7岁做了翰林院编修；后来又留学日本、德国，漫游欧洲各国，可谓学贯中西、德才兼备。
1912年1月，慧眼识珠的孙中山，邀请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袁世凯当政后，蔡元培不满其独裁，断然辞职。据《大学虽已遍天下，世上再无蔡元培》一文，袁世凯诚意挽留，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但蔡元培不为所动，回答道：“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袁世凯死后，1917年1月，蔡元培受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之邀，出任北大校长。
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学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对读书毫无兴趣。历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晚饭后就坐车直奔“八大胡同”，北大师生那时被妓院称为“最佳主顾”。
所以，当时有好友劝蔡元培不要赴任，以免影响自己名声，但蔡元培却义无反顾。
就任北大校长后，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办学宗旨，以“真才实学”作为聘用教授的标准，开“教授治校”之先河，坚持原则，敢作敢当，使北大在较短时间内一改风貌，不仅成为中国最自由的大学，而且成为中国最规范的大学。
蔡元培历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监察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毕生爱人才，爱国家，爱民族，为中国教育事业、科研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操劳一生，也清贫一生，死后房无一间，地无一寸。不仅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的。
他的儿子蔡怀新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父亲做北大校长时，月薪800大洋。这样的收入，当时在北京买一处好房是相当轻松的。但蔡元培不治家产，无论居官何处，都是租房居住。他的收入，除购买中外图书外，多用来捐助公益，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和学生。
谦谦君子带头反共
就是这样一个个性忠厚、为人友善的谦谦君子，1927年成了带头反对中共的人。
蔡元培之所以这么做，还得从苏俄的图谋说起。
1920年代初，苏俄共产党为了自身利益，想出一个“妙计”，让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便借国民党之“壳”，发展壮大中共，最后由中共取而代之。
在操控成立中共的同时，苏俄联系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希望与之合作。为此，苏俄不仅两次发布宣言，声称要废除沙俄与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沙俄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和利益，并表示愿意出钱、出枪、出人帮助孙中山。但是，条件是孙中山同意中共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孙中山同意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部分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出席。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端。
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按照苏俄的指示，在国民党内不断扩展影响力，组织过激的工农运动，引发许多国民党人不满。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监察委员。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他在上海多次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商议“清党”。
在3月28日的会议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蔡元培立即表示赞成，并建议将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
在4月2日的会议上，吴稚晖提出《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蔡元培随即向与会者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二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
与会者一致决议：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中共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1927年4月9日，蔡元培等发出三千多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国民党容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过激的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
4月12日，“清党”运动正式从上海开始，之后在军队、各省乃至海外展开。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蔡元培反共六大理由
蔡元培如此反共，他反对的具体是什么呢？
第一，反对共产党消灭国民党。
据《四一二事变，被中共隐瞒了的真相》一文，1927年3月6日晚，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交谈时，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需要多少年？陈独秀说，尚需20年。吴稚晖一听，大吃一惊。这无异于说，中共将在20年内消灭国民党。
吴稚晖将陈独秀的话转述给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监察委员们听时，大家都不能接受。
第二，蔡元培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
1923年10月10日，蔡元培在比利时沙洛埃劳工大学讲演时说：“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劳工与资本的交涉。在俄国，已经执行最激烈的办法，为各国所恐怖。也有疑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但中国决用不着这种过虑。”“决用不着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主义，决没有赤化的疑虑。”
第三，蔡元培反对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
在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进入上海前，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已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并掌握了民间武装。赵世炎甚至开始策划攻击北伐军，试图让上海成为中国的彼得堡，重演俄国“十月革命”。
蔡元培的女儿蔡睟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苏联共产党派来的鲍罗廷说，中国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付出500万人的生命。我父亲认为中国是个很虚弱的国家，经受不起大吐大泻，所以他反对暴力革命。”
第四，蔡元培反对中共制造的南京恐怖排外事件。
1926年3月23日上午8点左右，南京突然爆发大规模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
期间，北伐军中的一些人武装袭击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打死英、美、法、意等国六人，打伤数十人。英国领事被杀死，领事夫人和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奸污。外国领事馆和侨民财产损失难以计数。下午3点左右，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炮击南京，打死南京市民三十多人，伤数十人。
南京事件被认为是北伐军的中共官兵干的。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查抄苏俄驻北京大使馆时，缴获一份共产国际给苏俄驻华使馆武官的训令，证实了这一说法。该训令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中国民众，排斥外国人……为引起各国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和残杀。”
第五，蔡元培反对中共“打土豪分田地”。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中共在城乡领导了一系列激进的工农运动。其中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搞得最过火，提出“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甚至提出“有土必豪，有绅必劣”的口号。当时，正参加北伐的一些国民革命军的家人，都被打倒，甚至杀害。
毛泽东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到，湖南农民运动从1926年1月至9月为秘密行动时期，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为公开行动时期，“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农会权力无上……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第六，蔡元培反对中共洗脑宣传。
在清党过程中，蔡元培也赴各地作演讲，称“国民党受共产党之催眠，共产党之煽惑”，“其煽动手段，无所不至，稍一不察，辄受其感”。
蔡元培与中共之间，没有个人恩怨，相反，他与一些中共领导人关系不错。
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共创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时聘请的教授。就在“清党”开始时，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蔡元培带头募捐，帮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蔡元培也都出手相救，以至于他去世后，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没有个人恩怨，蔡元培带头反共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他反共的根本原因是：他信奉与传统价值、普世价值兼容的三民主义，中共却独尊反传统、反普世价值的马列主义。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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