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3日，一名无家可归的男子躺在旧金山田德隆区（the Tenderloin District）的一条街道上。
大纪元专栏作家David Parker撰文／曲志卓编译
街头露宿是犯罪行为，违反法律。如果强迫公民做出反应，或者更糟的是，对同胞的困境不做出反应，假装没有注意到，最终可能会迫使所有人离开城市，包括那些在旧金山出生和长大的人以及笔者。
人们流落街头是不行的。前几代的美国无家可归者有尊严有原则。大萧条时期的流浪汉可以住在城郊。当时人们的解决方案是：城镇的郊区，废弃的住房、废弃的工厂和废弃的军事基地。
为无家可归者建造新住房？完全不可行。在市场经济中，住房是为那些愿意付钱的人建造的。在COVID大流行之前，一个小住房单位可能要花费14万美元，但今天，一个住房单位要花费42万美元。所以提供新建住房是不可能的。如果在旧金山建造6,000个单位，立即就会有另外6,000名申请者出现。
正如一首歌所唱的那样，“如果你要去旧金山，一定要在头发上戴一些花。”
不管有没有鲜花，没有人可以遍体肮脏、携带着病菌到处逛游。小孩和老年人都会因为触摸公园长椅或从人行道上捡起东西而生病，甚至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在与无家可归者一起工作时，心理健康工作者被指示始终佩戴一次性手套。如果儿童不得不目睹吸毒者将针头插在他们皮肤裂开的手臂上，这对儿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不过，我们也要提防集体解决方案，左倾进步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总是提供这种集体方案：“把他们围起来”或“给他们一个家”。在旧金山，这就是所谓的“住房优先”方案。不，解决方案必须是个性化的：告诉他们“继续走，别停留”。眼不见，心不烦。送他们到郊区的避难所。如果他们回来，那就再送一次，但这一次，要把他们关起来。
他们应该获得社会服务吗？当然，但为时已晚。由于一系列他们自己作出的错误决定，这些人无家可归。再加上精神疾病和吸毒成瘾，他们的问题太复杂了。他们命悬一线。强迫他们进入精神卫生机构？当然，如果公众同意并愿意付出费用的话。想想阿姆斯特丹和维也纳这两个城市吧。
《纽约时报》刊登的东西都是关于犯罪的。每一版都有非洲、印度或美国（以及全球每个难民营）贫民窟的整页彩色照片。每天早上，读者都被人类的苦难轰炸，筋疲力尽，却无能为力。读者无法接受。所以，不要再订阅靠这种靠煽情俘虏读者的企业推销的产品了，其报纸上“所有的新闻都是不适宜印刷的”。
左倾进步主义是一种犯罪。左倾人士的每一个想法都像《纽约时报》一样：一张关于世界问题的整版照片。他们的每一个焦虑都依靠政府计划而得到缓解。但是，美国人并不不是贫穷、忧郁的民族。作为有尊严的、负责任的公民，美国人自己逃离贫民窟，因为他们觉得有责任为自己和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他们不想被别人提醒。
左倾进步人士应该重读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一书。读完之后，你绝不会再憎恨美国，相反，你会为美国感到骄傲。
托克维尔（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开头便说道：“美国，仅仅是摆脱了奴隶制吗？你错得不靠谱。美国即将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美国人’坐在肯塔基州偏僻地区的小木屋里，看报纸，讨论世界大事，美国人是世界上最独立、最负责任的公民。在欧洲没有这样的事情。”
美国人知道，一个人应该自食其力，没有人能为别人做他们必须为自己做的事情，就像早上要自己起床一样。换句话说，在1933年之前，美国人永远不会向政府索要施舍。这就是为什么1964年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向贫困宣战是如此错误。他认为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的贫困率达15%是不合情理的，但治愈贫困不是政府可以胜任的。
总体而言，60年来，政府为减少贫困极尽所能，但是于事无补。贫困率仍为15%，然而总花销是23万亿美元，是美国有史以来所有战争成本的三倍。
更糟糕的是，今天的战争是通过借贷来支付的。不同的是，今天联邦债务的利息占据了全国税收收入的三分之二。在支付了军队费用后，就没有什么可以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或《平价医疗法案》了。
公元476年，代表西方文明的罗马衰落了，因为罗马没有钱支付给军队来阻止匈奴人。所有税收收入都用于偿还债务利息。美国不会垮台，但政府支出将很快被削减。希腊就是这样解决欧元区危机的，社会保障金减半。一半！
社会有法律和规则。左倾进步主义者觉得他们不必靠规则生活。这正是左倾进步主义城市执法薄弱的原因。这就是生活在一个“左倾进步”城市的懵懂的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公民领袖，例如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能够宣称，“你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让法律随后修改。”他曾为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辩护。
这就是为什么左倾进步的城市吸引持枪警察的原因：执法松懈也意味着对警察部门的监督松懈。想想明尼阿波利斯、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
宽松政策允许人们住在人行道上，也就意味着允许抢劫和抢劫。结果是：居民被赶走，再也不回来了。左倾进步人士对执法的恐惧，对审判的恐惧，正在摧毁我们国家的城市。
旧金山的左倾进步人士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他们没有解决问题，仅仅是从减少伤害的角度考虑问题：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干净的针头，监督兴奋剂注射，并将吸毒合法化。旧金山的“住房优先”政策可以降低死亡率，但不会让人们恢复生活。该政策必须停止！
这些人与家人和朋友脱离了关系，与人类（和地球）的家庭脱节，孤立独处，与世隔绝。给精神病患者和吸毒成瘾者提供现金并不是健全的精神病治疗方案。给他们一个家？是的，去水牛悠游其间的地方吧。
作者简介：
大卫‧帕克（David Parker）是居住在旧金山的投资者、作家、爵士音乐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收入与财富》（Income and Wealth）和《旧金山保守派》（A San Francisco Conservative）探讨了政府、历史和经济领域的重要话题，提供了适时的历史视角。他的文章发表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上。
原文：“San Francisco’s Homeless”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