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出版香港，是一种对极权的抵抗。（合成图片）
【编按：中研院社会所在今年成立“香港主题研究小组”，推动香港研究并进行资料收藏。今年12月8日将举办“当香港研究走向全球”国际研讨会，将举办两场主题演讲，分别由李立峯和孔诰烽主讲；一场“在海外推广香港研究”圆桌论坛，由李静君、梁启智、单国钺引言；并有七十篇左右论文发表。本报特邀香港小组召集人吴介民，与清大《当代中国研究通讯》合作策划“研究香港”专题，由左岸文化总编辑黄秀如发表第四篇，谈台湾出版香港研究的近况。本文娓娓道来，扣人心弦。】
在台湾出版香港，是一种对极权的抵抗。
2015年冬天，一部预言香港未来命运的电影《十年》上映。台湾这边已经听说香港映演盛况，却只能忍到2016年夏天才有机会目睹。其中第三段〈方言〉出现一句的士司机的对白：“以前不懂英文就没工做，现在就什么都要用普通话”，这一句重重地打到我。小学的时候，被罚站在讲台上的同学身上挂着“我不讲方言”的狗牌，和银幕上不时拍到的大大“普”字，在我脑中交叠呈现。
虽然大受震撼，但我当时没想过要在台湾出版香港议题。“香港”作为一种出版路线，并不在左岸的规划当中。如果有所谓的地缘政治或区域研究，那么左岸的重点是“中国”，无论是中国新上任的领导人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的威权体制，还是中国的公民社会，试图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出版中国，目的是让读者在思考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时，可以有个参照的框架。尤其是历经太阳花运动后，北京对台湾施加的作用力逐渐得到台湾社会的正视，“中国因素”遂成为左岸最具代表性的路线之一。
回不去郁躁的家邦
左岸出版品第一次触及香港，是在〈中国因素〉系列编号10《吊灯里的巨蟒》（2017）第四章〈香港“爱国教育”的在地协力机制〉（由叶国豪撰写）。为什么一本以台湾为主的专书要加入一章香港呢？主编之一、中研院社会所的吴介民老师说，“中国因素带来全球性的冲击，只是各国受到影响的程度会因地缘政治等因素而有所不同。本文对台湾个案的分析方法，可否延伸到其他区域？香港是最佳测试地点。从台湾经验中归纳出来的‘中国因素在地协力机制’分析架构，能否适用于中港关系？或者，反过来思考，香港经验可以给台湾带来什么研究启发？”
“赶着出”之后成了制作香港议题出版品的前提，一方面是读者急切地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一方面是作者与编者担心来不及留下纪录，后世就会不知道这一段香港故事。（美联社）
香港经验早就在那里，我们只是太关注自己，没有意识到香港有多重要。这时，上天给了左岸一个补课的机会。在香港大学学苑编辑出版的《香港民族论》（2014）中，吴叡人老师发表了一篇以香港民族主义为题的文章，他向左岸推荐同书的另一位作者徐承恩医师，询问是否重新在台出版他撰写的香港源流史。为了向台湾前辈作家王育德的《台湾：苦闷的历史》（前卫）致敬，徐承恩把他在台重出的著作更名为《香港，郁躁的家邦》（2017）。在2016年秋天谈好合作的当下，谁想得到，后来徐承恩也步上王育德的道路，回不了自己的家邦，而他写的书也和王育德写的书一样成了家邦的禁书。
反送中逼出了芒果干
谁又想得到，2018年2月发生在台湾的一起命案，从此改变香港的命运。香港永久居民陈同佳在台湾旅游期间杀害同行女友潘晓颖后逃回香港。由于台港之间并无司法互助或移交协议，以致陈同佳无法被引渡到台湾受审。此案经过台港政府间几番交涉，始终没有达成共识。2019年2月港府宣布提交修订《逃犯条例》，容许港府可以“一次性”、“专案”或“特设”的协议，将疑犯移送到中国各地。担忧香港的独立司法管辖权将因此受到削弱，一万两千名香港人在3月31日走上街头。
以“反修例”（“反送中”）为名的抗议行动开始爆发，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市民的愤怒越来越强烈，上街的名目也不再只是反送中，香港人还要实现真的双普选。另一方面，在台湾遥望香港人反抗与被镇压的我们也有自己的焦虑。蔡英文总统率领的民进党输掉了2018年底的地方选举，婚姻平权与东奥正名没有通过公投的考验，国民党的大胜让蓝营信心满满地剑指2020年总统大选，从2014年太阳花运动推翻服贸协议以来的台湾主体意识遭受到严酷的打击，也就是在那一年，台湾人发明了“吃芒果干”（亡国感）这个说法。
如果不是强烈的亡国感，台湾人会这么重视香港的公民运动吗？我不确定。但是从出版品来看，随着香港的运动越趋激烈，台湾对香港的讨论也就越趋热烈。当年9月10日，一群署名为“22 Hongkongers”的作者在台湾出版了《自由六月》（新锐文创），提供来自香港跨界的第一线观察。另一群香港人所编写的《反送中摄影集：愿荣光归香港》，才在11月27日由奇异果文创推出上市，两天后随即出版《反送中摄影集：年轻的苦难》，后者并非原先规划，而是因为11月连续发生了中大二号桥事件与理大围城，于是赶着出了第二本。
想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
“赶着出”之后成了制作香港议题出版品的前提，一方面是读者急切地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一方面是作者与编者担心来不及留下纪录，后世就会不知道这一段香港故事。同年，医生史家徐承恩在看诊之余笔耕不辍，不仅同时修订《香港，郁躁的家邦》，增添三万字最新发展，又把时论集结出版《思索家邦》（前卫），试图探讨自己的史观究竟有何政治社会的意义，尤其是把二十一世纪的香港置于中国崛起的脉络之下来看。台大社会学系的何明修老师在左岸出版的《为什么要占领街头？》一书，最初主要是在比较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与雨伞运动，谁想得到反送中如火燎原，何明修和主编每天都在烦恼讨论反送中的部分要写到哪一天为止。
越是逼近2020年1月11日的大选，台湾选民的焦虑就越严重。先是源自太阳花运动的口号“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再度被拿出来证明“一国两制”的不可行，然后是香港朋友对台湾人的呼吁：“一国两制，我们只示范一次”、“敬爱的台湾朋友，请踩在香港人的尸体上，勇敢地为台湾、为香港，投下保护台湾的一票！”就在这个岁末年初之交，春山出版了两本能够互相参照的作品：年前是与失败者联盟合作《亡国感的逆袭》，透过探问亡国感是什么来寻找台湾的机会在哪里；年后是中文大学讲师梁启智的《香港第一课》，以三十六个提问讨论香港的认同、制度和未来，原本是为了化解中港鸿沟而写，说不定对台湾人了解香港更有帮助。
书写反抗共同体
好在台湾人没有辜负香港人的期望。投票结果出炉之后，港台两家最重要的网络媒体“端传媒”和“报导者”，随即将过去一年来反送中的纪实报导送印。由李志德带领的端传媒团队携手吴介民的《2019香港风暴》（春山），集结了超过三百篇的新闻、评论、访谈、民调与分析；由李雪莉主持的报导者团队则找了吴叡人合作《烈火黑潮》（左岸），整合了报导者擅长的大块文章、新闻摄影、关键词与大事记。两家媒体对反修例（反送中）运动的详实报导与出版，不仅得到港台两地读者的大力支持，也在翌年得到素有亚洲普利策奖之称的亚洲卓越新闻奖（SOPA）给予肯定。
2020年开始，世界深陷COVID-19的恐慌，边境管制让港台之间的交流被迫停止，绝望的气息如病毒一样蔓延。夏天来临前，我收到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马岳老师传来的书稿。老师希望如果有人要推介一本书，读毕就可以明了反送中运动，这本书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就在我们“赶着出”的过程中，香港在7月1日正式实施《国家安全法》。三个月后《反抗的共同体》出版并在年底荣获Openbook好书奖年度中文创作。评审团认为，在国安法笼罩香港的今天，以书写介入更需要莫大的勇气。不克来台的马岳捎来得奖感言：“执笔写这感言时，我的脸书上都是香港电影人在金马奖得奖的分享，令我充分感受到台湾对香港的支持，以及两地在文化和精神上的紧密联系。这本书能得到的所有荣耀，自然都应该是属于2019年那些展现反抗精神的香港人的，我只是一个记录者而已。”
红着眼睛离开浮华盛世
还有一个人值得一说。在左岸出版《烈火黑潮》时，香港漫画家柳广成为报导者画了一幅爆眼少女“没有暴徒祇有暴政”的海报。大选结束的第二天，雪莉写了主编跋〈两场选举，一个意志〉，广成临时画了一张图给我们：手拿洋紫荆的少女扑倒在中国地图上，对岸的台湾有一张选票。广成说：“我不是什么竞选团队，我在香港，只是隔壁岸上的邻居。但却有感而发，很想这样谢谢你们的投票……这一票，是我们即使用尽鲜血生命泪水都得不到的。”半年后，广成再次出手，这次是他自己的作品集《被消失的香港》（盖亚）。我找他帮《反抗的共同体》画封面，他二话不说就给了四个构想，最后定案的这一幅是一位年轻人在自家窗口进行沉默的抵抗。
最近看到脸友在讨论新加坡歌手许美静的名曲《倾城》，作词者是香港两个“伟文”之一的黄伟文（另一位是本名梁伟文的林夕），脸友认为这首写于1997年的词曲是献给香港的情歌：“红眼睛／幽幽的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狠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1997年7月1日如是，2020年7月1日之后亦如是。很多人红着眼睛离开，去了英国，去了加拿大，去了澳洲，来了台湾，也许短暂停留，也许落脚生活。他们成为所谓的“离散港人”，虽然已经和香港分手了，但香港人意识仍紧紧地把他们系在一起。
深切体会专制的邪恶
台湾毫无意外地成为离散港人可以自由发表的一处园地。2022年3月，“占中三子”之一的前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出狱两年，在台湾重新出版了狱中书简《受苦与反抗》（联经）。老师以美丽岛受刑人和陈文成的家属为例，回答港人询问为何公义迟迟未有彰显？“也许经过多年后回首，才能领悟到人们必须经历这些苦痛，才能深切体会到专制的邪恶、自由的可贵。”7月，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张灿辉在左岸重新出版了《我城存殁》。老师给了两张他拍的照片：一张是1997年9月自启德机场飞往上海的俯瞰镜头，当年“我们憧憬香港的未来如何美好”；另一张是老师拍摄的南极，“前景虽然看不透，但我知道仍有光。”2023年5月，《失败者回忆录》（印刻）在李怡先生身后出版，遥想台湾戒严时期，李怡创办的《七十年代》是香港言论自由的表征之一，如今时移事变，令人唏嘘。
如果不是强烈的亡国感，台湾人恐怕不会这么重视香港的公民运动。（美联社）
港人不只在台湾出版著作，也在台湾开办出版社出版港人的著作。前香港中文大学社科院副教授沈旭晖先是创立“一八四一”，出版了加山传播的专访合辑《香港甚好的片刻》、前信报总编辑练乙铮的政治评论《惊心集》、前天地图书总编辑颜纯钩的时评《香港我的爱与痛》；又协助香港作家邓小桦创办“二○四六”，出版了陈冠中的评论集《又一个时代》以及港人的文学作品。港人也办实体杂志《如水》，每期讨论对香港社群或香港国际定位上具公共意义的议题，自2021年1月创办至今已发行了十一期。港人也有自己爱去的书店“飞地”，自2022年4月由资深媒体人张洁平创办至今，每一场关于香港的活动都会挤得满满满。
除了以中文在台湾发表的出版品之外，外语世界对香港的关注绝对不少。购买外文版权虽然需要懂得香港的翻译人才，在制作时间上又更加费时，但外语世界的作品往往可以提供给读者一个更宽广的认识框架，而这些作者对香港一点也不陌生。海外特派记者出身后来成为历史学家与旅游作家的珍．莫里斯，在主权移交前写了《大英帝国的终章》（八旗）；也是记者出身后来成为香港广播人的韦安仕，在情势所逼离开电台后写了《逆天抗命》（左岸）；在香港留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者阿古智子，写了她对运动的田野调查《香港＿何去何从》（玉山社）；出身香港如今在美国任教的孔诰烽，从资本、帝国与抵抗视野写了《边际危城》（左岸）；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凯大熊，写了《异国两制》（堡垒）分析香港民族主义的起源；曾派驻北京长达十年并研究中国的林慕莲，写了《香港不屈》（八旗）献给她成长的城市香港；直到现在仍为香港大声疾呼的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写了《末代总督的告解》（一八四一）与《香港日记》（黑体）。
在或不在香港，继续说下去
《当代中国研究通讯》主编吴介民老师邀我写一篇在台湾出版香港议题的文章，我觉得很心虚。回想2016年冬天第一次见到徐承恩之前，我没看过任何一本香港研究。谁想得到，七年来左岸竟陆续出版了十多本讨论香港、涉及香港的作品，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又接连推出五本：吴介民和黎安友两位老师主编的《锐实力制造机》分析了八个香港和台湾个案；徐承恩在《未竟的快乐时代》对民主回归世代提出批判；张灿辉在《山城沧桑》悼念回不去的香港中文大学；孔诰烽在《帝国争霸》探讨美中斗争的起源、动态与规律；“占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师在《敲钟者言》回顾自己从草民、牧民到公民的一生。现在，我应该可以确定“香港”是左岸的出版路线了。
回到《十年》第五段的〈本地蛋〉。在影片预设的2025年（离现在已经不远了），出现“本地”（本土意识）这两个字是违法的。香港最后一间养鸡场即将关门，以后再也没有本地蛋可吃。贩售日本漫画、杂志的小林书社店主安经常被少年军（影射红卫兵）骚扰。某一天，在店面遭少年军蛋洗后，安带着杂货店老板森哥以及暗地里给安通风报信的明仔，来到他收藏禁书的楼上基地。安跟森哥说，这样那样的骚扰，他都习惯了。森哥叹了一口气，说：“千万不要惯了，就是我们几代人都惯了，你们才要这样。”
最后，直接引用梁启智老师的新书《香港公屋》（春山）：“……写着写着，我逐渐发现我要谈的不只是公屋：印象被定形、生活被规范、需求被驯服、声音被代言……这些事情，当然不只在屋邨发生。在屋邨中，政府在生活的位置相对明显，规限和挑战因而相对直接；但同样的困难，可不限于屋邨，甚至不限于香港……走遍全港大小屋邨之后，我得到的最大感应，大概就是黄伟文笔下那位少年的躁动：说话很难，但还是要想办法说话。毕竟无论是在或不在屋邨，在或不在香港，如何让自己继续说下去，如何让更多人能够说下去，应是我们既生为人的功课。”
※作者黄秀如是左岸文化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