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8日,北京,一名保安(右)和一名警察(左)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南海入口处执行警戒。(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前中共总理李克强刚刚去世,对他的政治遗产的清算就已经开始了,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当局对国有企业做出了新的指示,反映出中共的一、二号人物的内斗仍在持续。
当局清算“李克强经济学”
11月7日,在中共深改委第三次会议上,当局对国有企业做出新的指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加强对自然垄断环节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和规划任务”的监管、“推动处于自然垄断环节的企业聚焦主责主业”。
这些措施进一步确立了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似乎是在清算李克强的政治遗产,他强调的是向国企灌注更多的市场因素,而不是强化国企。
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提出,自然垄断行业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将竞争性业务全面推向市场。
中共的一、二号人物在经济管理权上的争执贯穿着整个过去的十年,2016年7月份,中共两名最高领导人分别对如何国有企业如何发展做了相反的批示,令下属无所适从。
当时习的批示“要理直气壮做强做大做优国企”、“加强和改进党对国企的领导”;李的批示则是“国企要遵循市场规律,瘦身健体提质增效,淘汰过剩落后产能”、“推动国企改革,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郑旭光授权)
政经学者、《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对大纪元表示,李克强是让国企更具有市场性质,并不是说把它变成私人企业。共产党从来没有说不搞国企了,一直都是这么一个路子,朱镕基那时候叫抓大放小,习时期叫做大做强做优,现在主要的是做强,做大都不提了。因为国营企业肯定是赔钱货,赔得太多了国家就不愿意赔了,就不做大了。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表示,这次并没有明显变化,只是北京叙事方式有倾向性而已。真正区别是在于李克强提出的混改,现在不再提了。因为所谓的混改还是以国有为主,没有多大意义。
“混改就是鼓励私营企业投资进来,加大市场运营成分,激活国企的活力。国企向来不是以追求效率为目的,但又希望它少赔点钱,所以鼓励让私人企业进去,但必须控制在政府手里。”郑旭光说。
李克强的市场化却没有配套的法律制度
现在很少有人提及10年前众所周知的“李克强经济学”了,巴克莱资本在研究报告中说,“李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即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向市场放权让利。
11月6日,李克强离世后不久,《财新周刊》发表社论《改革亟须新突破》,文章中不点名提到李克强名句“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文章还说,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上,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开启改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2013年十八大三中全会上,李克强在制定中国基本经济政策方向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财新社论反映了习李之争仍在继续。
不过,所谓“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并没有落实,本应担纲中国经济重任李克强的角色不断被习掏空,国进民退一直在持续。
郑旭光表示,李克强如果有政治遗产的话,应该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决议,所谓李克强经济学是一个非常窄的政策性东西。
“习的做法是,他不会否定市场是决定作用,而是搞一些新提法,强调国企要做强做大做优,让三中全会文件束之高阁。共产党国家经常这样,领袖想做一些他认为非常必要的事情,但又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可,就会利用领袖地位,另外开一条线路,把党的集体意志和决议束之高阁,中共过去十年就这么干的。”
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嘉隆对大纪元表示,李克强的路线基本上就是朝市场化的方向走,但现在中共体制没有真正的法律制度上的配套,所以他没有办法真的落实监控体系内的监控。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隆(吴嘉隆授权)
“比如说你污了多少钱,我查不出来。一定要到了某种程度,才去大动干戈去查。如果继续搞下去的结果,肯定就是贪污权力要变现,开始要收割了。对阿里巴巴要收割,对滴滴出行要收割,所谓的民营企业家都要收割。”
由于缺乏制度的配套措施,中共政府主导的经济措施往往以失败告终。黄大卫说,(李克强)所谓全民创业、全面创新,还有什么互联网+,还有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最终结果都是变得并不如人意,非常不理想。
中共一、二号人物会继续斗
随着李克强的离世,继任者李强如何处理中国经济及与中共党魁的关系成为焦点。按照惯例,二十大召开一年后,通常会召开三中全会,确定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但至今还没有召开三中全会的迹象。
近期当局不断释放要继续改革开放、给民营企业和外资更大空间的信号,但当局的说法与做法不一样,阻挡不了民营企业家跑路和外资逃离。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un Huang)(黄大卫授权)
黄大卫认为,新总理之后未来经济情况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国际关系能不能得到改善,不改善的话就进入内循环;其次是政治安全跟经济之间考量谁更重要,这完全取决于北京最高领导人的意向,他能在政治安全方面出让多少空间发展经济。
郑旭光说,李强去做总理,跟李克强差别不大。中国经济要稳稳运营,经济政策就不能有剧烈的改变。
“现党魁那套走不下去了,经济要爆雷,工人、官员、教师都要工资,维稳任务更多钱更少,所有的人都得给他吹这个风。因为钱的问题他解决不了了,必须跟美国搞好关系,打台湾的事必须放一放,必须让私人企业动起来,光用口号不行,得给点实惠。”
李克强代表过去的政治格局和利益格局,把李克强弄死这个格局没有变。郑旭光说,“现党魁只要在位就没有未来,只要日子好过几天,他马上就会故态复萌。日子难过的话,他可能会妥协一些。”
“李克强走了,有些事情李强似乎还能做。”郑旭光表示,(但中共)内斗永远不会停的,下面肯定就是李强了,不斗李强也不行啊,谁让他是二号呢?毛泽东的二号刘少奇、林彪不是都是斗下去的吗?周恩来坚持当三号就没事,你既然是大管家的角色,你不跟老板斗,你的事怎么干呢?
吴嘉隆表示,(中共)内斗是一定的,因为要找人背锅,所以肯定会不断有人要背锅。
外资都要撤离中资也在撤
在中共安全压倒经济的议程之下,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再加上美中地缘政治日益紧张,投资者对中国市场失去了信心。11月3日,中共外汇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直接投资负债减少118亿美元,这是自1998年有记录以来首次出现负值。
黄大卫表示,外资撤离最早就出现在2018年左右,疫情前已经是开始大量撤离,尤其是深圳的南方地方。上海是在疫情期间就进行撤离,现在该撤的外资已经基本上陆陆续续都撤完了。
吴嘉隆说,中国不再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外资肯定继续撤离。现在跑的话,可能还有人要进来接盘,你还可以拿他们的钱走人。再不跑的话,后面没有人接盘。
“整个经营环境已经变坏了,中共自己还感觉不出,来还以为可以继续闷声发大财,人家已经看出来了,中国的环境已经输给东南亚、印度、墨西哥等其它国家。”
郑旭光认为,不光是外资撤离,中资也在撤离。中低端制造从长远布局,肯定要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再有美中这种地缘政治竞争,注定你的高端是被打压的,那就要变成新加坡企业,不受中国企业的约束了。
“中国的老龄化都是定了的事,资本外流都是定了的事,中美竞争都是定了的事,再换一个人来,美国照样要遏制你的科技发展,军事发展。还有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回报率递减,这个也改不了。”
他说,西方也觉醒了,过去被骗得太狠了,共产党原来不想搞和平演变,现在图穷匕见。中共明确告诉你,党国是不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