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生活中历来相信原则。
第一个法则是把复杂的事变简单。如果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学校的领导把简单的事儿变复杂，就很难有大成就；如果把复杂的事儿变简单，前途就很光明。第二个法则是做一个明白人，我觉得最大的明白人就是干大学这种事。我非常喜欢学校的气氛，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无知、冲动、莽撞，跟我有点像。如果有知识了，还来大学干什么？所以我能不能做好教授不知道，但成为大家的哥们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三十几年前，1978年，我也像大家一样，是附近“小学校”的同学。
当时我们班中有五十多位同学，三十几年过去了，有四位同学已经去世了，有十几位同学已经退休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去年年底，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同学从美国回来了。我们的班主任把在京的同学组织起来吃了顿饭，当时我在河南的乡下没有赶上。事后，我觉得没赶上也好，对于女同学的记忆，我宁愿停在三十几前。
78年入学的时候，知道一些老先生，尤其像游伯恩先生、王力先生、王杨先生、吴组缃先生，这些老先生在国学方面和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每天给我们上课的是孙玉石老师、严家炎老师、谢冕先生，还有袁行霈老师。他们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我当时听过吴组缃先生的讲座，他是冯玉祥的老师。冯玉祥下野后，在泰山的时候，有听过吴先生讲课。
我记得吴先生，总是边讲话边抽烟。他曾经比较过他和老舍先生的区别，他和老舍先生是同一辈的作家，也是好朋友。他说，“老舍先生49年之后一直受挫，我一辈子都没有受过挫。”吴先生说自己没受过挫。他说，“比这个重要的是人格。老舍先生是要脸的，我是不要脸的。所以他投湖自尽。”
他说，“当老舍先生投太平湖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打扫厕所。”他说，“我是北京大学打扫厕所打扫得最干净的人”。这就是吴先生。
严家炎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孙先生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孙先生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曾经比较过鲁迅先生跟赵树理先生的区别。他们都写过中国乡土作品，塑造了中国乡土文学的顶峰。他说，赵树理先生是从一个村庄来看一个世界，所以他写出了像李有才这样的人物；鲁迅先生是从一个世界来看一个村庄，所以他写出了像阿Q和祥林嫂这样的人物。
严家炎先生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例子，就是林冲的例子，我觉得他是最能理解林冲的人。他说，“你们知道世界上有‘逼上梁山’这个词，你们不知道世界上有‘逼下梁山’这个词。”
林冲上了梁山，王安仁说，你应该下来，逼下梁山。他说，林冲一辈子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是找了个漂亮的媳妇。另一个是他的手艺——杀人的手艺——八十万禁军教头。
谢冕先生研究诗。他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一上课就哆嗦，他哆嗦并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课，是因为诗。谢先生有一半的时间并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中，而是生活在诗的世界中。
袁行霈先生讲诗讲得特别好，尤其他给我们讲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同学们，哭多少回才会把青衫哭湿，一个落魄的文人和官员，不是衣袖和手绢湿，是“青衫湿”。跟我们讲这个的时候，袁先生眼里充满了泪光。
我觉得他不愧是一个好老师。当时，我上学的时候，一个宿舍六个人。我们宿舍的老大已经去世了，我们老二是一个山东人。老二没上大学前是一个木匠。一个宿舍上下铺，上铺三个，下铺三个。老二不愿意睡上铺，他是一个木匠，所以自己打了张床，放在宿舍唯一的空地上。
我们五个人对他都有意见，但是我们确实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对老二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没有。所以老二就在下铺——而且他的下铺还有上铺，他的下铺上面没有人——安然地睡了四年。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碰到了老二，我就跟他说：“二哥，你四年下铺睡得怎么样？”他理直气壮地说，“睡得很好。”
我们老三现在在哈佛当教授。当时上大学跟现在的条件非常不一样，整个北大就只有一个澡堂。那个时候男同学的头发都特别的短，女同学的头发都特别的长，而且不是现在的发型，是大辫子。那个时候也没有洗发液，只有海鸥牌洗发水。所以到了礼拜六的晚上，燕园充满了海鸥牌洗发水的香气。
我穿行其中，感到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