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月于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举行场边会谈，美、中两国的领导人有对话的机会，固然有助于两国的交流，但是，此次会谈对于大家所关注的美、中经贸关系并未有实质的影响。以目前美、中二国的经济发展差异持续扩大情况而言，在中国对于过去美国所在乎的公平贸易、人权、技术窃取与经济胁迫等议题尚未有显著的改善前，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出现显著改善的可能性并不高。
中国与美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差距逐渐扩大
首先，就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而言，洛克菲勒资本管理公司总裁Ruchir Sharma近期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China’s rise is reversing》中指出，今年中国经济占全球GDP比重将降至17%，世界经济由2022年到2023年将增加8兆美元，达到105兆美元。其中，美国与新兴国家分别贡献了45%与50%，Ruchir Sharma特别提到印度、印尼、墨西哥、巴西与波兰等五国的贡献，中国的贡献则不显著。
由上述各国对于全球经济成长的贡献可以知道，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正在降低，因此，中国欲以经济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正在减少。此外，由墨西哥与加拿大在今年上半年已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可知，中国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力确实在降低。尽管近期美国给予特定半导体产业的厂商豁免，但美国对于中国科技出口管制的强度仍持续增加。
中国吸引外资与资本管制政策凸显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
其次，就美国企业对于中国政府的态度而言，习近平虽在美国与许多美国大型企业的负责人聚餐并发表演说，但是，习近平的演说并未让美国商会投资中国的疑虑有所降低。美国商务部长Gina Raimondo八月访问中国时曾指出，美国企业应得到一个“可预测的管制环境”（the need for a predictabl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in China）。
换言之，自香港国安法、数位平台监理、共同富裕与反间谍法等相关监理措施或法律实施以来，中国的经商环境已因为中国政府的不可预测而受到极大的破坏，相关分析请参见本专栏《挽救中国经济先取消“反间谍法”》。在中共所施行的政策对于厂商经营产生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厂商持续投资中国的风险必然会升高，当愈来愈多的厂商认为中国政府不可预测时，厂商对于中国的投资将会持续减少。在中国已面临国际供应链重组，以及各国对中国“去风险”的趋势下，中国政府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将会让厂商加速离开中国与减少对中投资，这也是中国一方面需要扩大金融监理与加强资本管制，另一方面却又提出24条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的意见。除非外商愿意持续投资中国，否则中国将担心外资离开中国。因此，中国的资本管制政策与新引外资的政策，便凸显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
最后，在APEC峰会后，虽然美、中二国政府对经贸议题将会有定期的对话，但是，中国若希望其投资与就业环境可以获得改善，则中国政府必须回应美国厂商认为中国政策不可预测的担忧。若中国无法对于其政策的可预测性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说明，则厂商对于中国的投资一定不会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也会持续减少，中国经济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将进一步降低，美、中二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差距将持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