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术”与“非道德”就是季辛吉思想与人格的特质。（美联社）
二战之后，美国首次面对一个崭新的历史格局，首次面对“共产主义的国际性挑战”。由于美国缺乏战略准备与外交规划，这就出现了一个“战略转型的空窗期”，也就是不知如何面对世界格局的重组与共产主义的威胁。就在这种空窗期，季辛吉－一个跨世纪国际政治阴谋家－的思想与策略，趁虚而入地占据了美国的政坛，影响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与世界格局。
国际政治的夜行动物，弱小国家的刽子手
作为一个德国犹太人移民美国并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季辛吉自始醉心于“后拿破仑时代”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战略哲学，这是一种以操纵国家权力以塑造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而获取稳定体系的思想，史称“梅特涅主义”。在性格上，季辛吉是一个具有阴阳两面的分裂性人物，聪明、狡黠、刁钻、冷血，善于秘密外交与筹码交易；他是一个国际政治的夜行动物，弱小国家与无辜平民的刽子手。为了完成外交使命，既可以殚精竭虑而穿梭调停，也可以魔鬼交易而妥协逃命；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既可以冠冕堂皇涂脂抹粉，也可以不择手段玩弄权术；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关于世界和平的谠言宏论，也可以看到人性中“纳粹/犹太－欺弱/唯利”的本性；他享尽自由美国赋与的尊荣与便利，却斲伤践踏了美国的传统价值。他践行世间一个最不可取的原则：目的合法了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季辛吉自始醉心于“后拿破仑时代”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战略哲学，一种以操纵国家权力以塑造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而获取稳定体系的思想。（美联社）
不是毁誉参半，而是功不抵过
他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一句是“一个在外交政策上要求道德完美的国家，将得不到完美，也得不到安全”。由此即知，“权术”与“非道德”就是季辛吉思想与人格的特质。
盖棺论定，正是此时。有人说，季辛吉一生毁誉参半，但若“毁大于誉”，则无“参半”可言；若论其一生“过大于功”，则只能是“功不抵过”。终其一生，八大罪状，无可卸责！
第一过：国际政治的“夜行动物”，美国史上最大的宫廷权臣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正式破裂。在此之前二个月，季辛吉进入白宫担任尼克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早在1970年初，毛泽东就想与美国改善关系，其动机就是在苏联的核武威逼之下试图“联美抗苏”，这是至今中共每遇困境之时就会“借助”美国之力以求生的规律。毛泽东利用“乒乓外交”，以一种亲善友好姿态开始勾搭美国。1971年春季，一支以15名球员组成的美国桌球代表队获邀前往中国，以切磋球技为名，开启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序幕，同时也开启了季辛吉与中国龌龊不堪的秘密外交。1971年7月9日，季辛吉伪装一次东南亚之行，实际上骗开了随行记者之后从巴基斯坦飞往中国，展开一场改变世局的秘密外交。在往后的政治生涯中一再证明，当季辛吉身负重大阴谋之际，就会像“夜行动物”一样垫步潜行。
季辛吉深知，他可以通过一种称为“交往政策”(engagement policy)和“联中制苏”的战略为工具，使中国成为他毕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利益之泉与淘金之地。他说服了尼克森：“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7亿51千万人民的参加，稳定而持久的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同时也说服了尼克森向美国公众广播：“我们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行动，并不是以牺牲我们的老朋友为代价的”。实际上，不仅并非如此，而且正好相反。
季辛吉深知“中俄嫌隙”的微妙与可用之处，他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共的敌意以及中国在苏联核武阴影下的恐惧而拉拢中国。他也深知尼克森的弱点就是“寻求连任”，他把“塑造亚洲权力平衡”献策于尼克森，包括“联中制苏”与“撤出越南”，以利于对总统的玩弄与操控。昏君与权臣，往往是历史悲剧不可或缺的搭档；季辛吉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窝囊的总统，但季辛吉从来就是把“美国总统”当成自己权力欲望的傀儡，而不是老板或上司。
季辛吉深知“中俄嫌隙”的微妙与可用之处，他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共的敌意以及中国在苏联核武阴影下的恐惧而拉拢中国。（美联社）
对中共而言，所谓“谈判”向来以交易和勒索为目标。但季辛吉无所谓，因为只要敢于牺牲他人就会有筹码。他深知，拉拢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满足中国并吞台湾的野心。至于台湾这个“鸟不语、花不香，男女不相爱”的蕞尔小岛，在季辛吉眼里，无足轻重，不足挂齿！
第二过：帮助中国崛起，养虎为患
受到有“冷战之父”之称的乔治．肯楠(George Kennan)“围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的影响，季辛吉采取了“联中制苏”政策，目的是孤立、围堵、遏制、牵制苏联，但是在“关门”与“开门”之间，季辛吉也替同样处于国际孤立的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在美中关系正常化期间，中国正处于“文革”的动荡与骚乱之中，生灵涂炭、国困民穷；当时中国的人均所得甚至不及沙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穷国的1/3，但是季辛吉依然认为中国“潜力无限”，依然可以充当美国的战略盟友。季辛吉不仅帮助中国躲过文革10年浩劫与经济凋敝，而且给予中国在经济、商贸、科技与文化各个领域的援助。他从不把美国视为“犹太移民”的第二故乡，而是把中国视为他心目中的“迦南美地”！
为了对付苏联这匹野狼，不惜养大中国这只暴虎。季辛吉并非不知“养虎为患”的后果，但以邻为壑、损人利己，有何不可？由今观之，实际上，所谓“联中制苏”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就是毛泽东“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的翻版，不过就是“拉一个共产党去对付另一个共产党”，但其结果是主要敌人苏联没有消灭，反而扶持了中共，给当代国际社会制造祸乱的根源，并最终反过来对抗美国。季辛吉这种“帮美国制造敌人”的恶劣影响，乃至历经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美国即使“亡羊”都不足以“补牢”！
第三过：“秘室背叛”/彻底牺牲中华民国的利益
美中建交始终是在季辛吉的权力操控和秘密外交的框架下实现的，并且以牺牲中华民国的利益为代价，去满足他所谓的“联中制苏”战略。在1973年2月15日与毛泽东的会面中，季辛吉就应允中国在华盛顿设立“办事处”，即使当时中华民国大使馆还坐落在“双橡园”。这是一种“密室背叛”，是季辛吉早已准备出卖中华民国的第一步。
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季辛吉一共访问了中国100次，却从未一步踏进民主台湾（美联社）
在与中共的所有谈判中，季辛吉几乎“照单全收”中共对台湾所有严厉的打压，从台湾必须退出联合国“中国代表权”身份，到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且为1979年美中建交三条件：废约、撤军、(与台湾)断交，预先做出了准备。尽管季辛吉承诺在台湾遭受中共武力攻击时美国将提供保护，但不可弥补的伤害已经造成，使台湾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始终受到“一中原则”的箝制和打压。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季辛吉一共访问了中国100次，却从未一步踏进民主台湾。在季辛吉一生中始终看不起台湾，从未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从未顾及中华民国曾是二战期间与美国并肩作战的盟友，这就是季辛吉一贯“鄙视小国”的倨傲心态。即使在去世前夕，季辛吉还主张美中之间应该寻求“和平相处”之道；在川普当选并与蔡英文通话之后，季辛吉警告川普，美中关系的重心在中国，不在台湾！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David Sanger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着眼于大国竞争，他经常倾向于粗暴的‘马基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特别是在与小国打交道时，他总将这些国家视为更大斗争中的棋子”。这一批评，正中红心！（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