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仁济医院院长夏强，说自己对肝移植“着了魔”、“上了瘾”。仁济医院是目前国内肝移植手术量、门诊量最大的器官移植诊疗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儿童肝移植中心。同时，该医院也是中国肝移植医师培训基地。图为器官移植示意图。
近日，2023年新晋中国两院院士名单公布，在器官移植领域，增加了一个工程院院士，他就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夏强。
夏强今年57岁，他2004年起担任仁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使仁济医院成为目前国内肝移植手术量、门诊量最大的器官移植诊疗中心和世界最大的儿童肝移植中心。同时，该医院也是中国肝移植医师培训基地。
据中共官媒宣传，在夏强由上海市第一医院调入仁济医院之后“白手起家”，第一年就完成了肝移植120例，成为当年上海器官移植量“名列前茅”的医院。夏强说：“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里就会不踏实；每周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
这位着了魔的夏主任，“究竟做过多少例肝移植手术，夏强自己也无法统计，他只记得自己的最高纪录是，一天之内完成了６例肝移植手术。”
同时，夏强还在器官移植领域冲击各种世界和亚洲纪录，如2005年1月26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一篇题为“乾坤挪移九小时”的文章，说的就是夏强为了冲击亚洲肝肾联合移植这个项目的65岁高龄记录，亲自开车往返140公里将一位72岁的病人接到医院做手术。
资料显示，夏强领导的同济医院移植中心肝移植总量在2011年超过1000例，2015年超过2000例，2016年超过3000例。2017年一年内，同济医院肝移植量突破800例，成为世界上单中心肝移植的第一名。
做器官移植着了魔上了瘾的夏强，失败了也不怕第二天继续手术的夏强，做到移植量世界第一的夏强，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器官供体。很显然，夏强团队有着器官供体的坚强后盾，他才能有这样的底气去着魔、不怕失败、争第一。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夏强团队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源源不断的供体器官呢？
中共国的器官供体，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也一向是中共官方的禁忌。从2000年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量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几百家医院涌入器官移植领域，每年大几万的手术量，超短的移植等待时间，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6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皇家检察官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发表了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曝光了中国活体摘取器官罪恶的存在。
2016年，他们又和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联合推出了调查报告的更新版，更多的证据显示，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远高于官方数字，每年约为6～10万例，从2000年至2016年，总量可能高达150万例。更新版调查报告的最终结论是：“中共令整个国家参与到大规模谋杀之中，而受害者主要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但也有维吾尔族人、藏族人以及家庭教会成员，中共这样做的目的是获得用于移植的器官。”
同时，通常在美国器官等待时间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在中国多家医院的网站上却赫然写着：保证1～2周内就能为病人找到器官供体。2013年，香港《凤凰周刊》的一篇题为《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的文章写到，“过去十年，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高效得不可思议的移植手术屡见报端。”
韩国是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韩国最大日报社《朝鲜日报》旗下的“朝鲜TV”2017年推出了纪录片《杀了才能活》，片中真实记录了在中国存在的系统性活体摘取、贩卖、移植器官的不为人知的罪恶，公安、监狱、医院都在这个罪恶链条之中。
正如纪录片名字“杀了才能活”，其意味着在许多绝症患者因器官移植而得救的背后，却是以许多人因被摘取器官而死亡为代价的。那么，作为器官移植科的医生，手术做的越多，也就意味着被摘取器官死亡的人越多。根据世界人权组织“追查国际”调查，目前，全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大多和活摘器官有关。也因此，人权组织“追查国际”将夏强列入了涉嫌活摘器官的责任人之一。
据媒体统计，目前在器官移植领域，除刚刚当选的夏强之外，还有6名两院院士，他们是：
郑树森，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学浩，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孝平，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董家鸿，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樊嘉，201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窦科峰，202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些院士都是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代表人物、所在医院的器官移植带头人，自身有着丰富的临床移植经验，因此他们无一例外地涉入了非法活摘器官的罪恶。
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董家鸿，曾任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肝胆外科主任、肝胆外科医院院长、301医院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常务委员。董家鸿目前为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清华大学长庚医院院长，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院长，2023年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器官移植与仿生医学研究院”院长。
2018年11月，在以色列海法举行的第七届“中以高科技投资峰会”原本邀请董家鸿参会，但因“终结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委员会”就时任301肝胆外科主任董家鸿涉嫌非法摘取法轮功器官，而向主办方联署签名提出抗议，最终主办方不再邀请董家鸿参会。
2018年11月1日，人权组织“追查国际”发出“追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嫌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鸿的通告”。通告称，董家鸿严重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严重涉嫌触犯群体灭绝谋杀犯罪！本组织对董家鸿立案追查。
2015年当选为院士的陈孝平，曾任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武汉同济医院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发源地，网上一篇作者为“俺也是同济人”的帖子，曝光了陈孝平在2007年担任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时，为了冲刺院士（评选），曾承诺一年内要“突破肝移植100例大关”，说服院方为这项院士级肝移植工程出资200万元进行支持，并亲自出马去给法院的人员送礼、公关。
陈孝平为什么要亲自出马去给法院的人员送礼、公关？当然是为了得到充分的供体器官，这也说明法院和公检法系统掌握着医院所需要的供体器官。
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郑树森，曾任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目前为树兰医院院长。中国器官移植及多器官联合移植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2016年10月郑树森因在《肝脏国际》发表论文后，无法提供其论文中有关2010年4月到2014年10月间，所实施的564例肝移植手术的供体器官来源伦理证据，而被杂志撤稿并对郑树森等作者实行“终身禁令”。
据大陆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郑树森“施行肝脏移植1080例，同时开展多器官联合移植，施行肝肾联合移植25例，为国内移植数量最多。”
樊嘉，201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2002年开始，累计实施肝移植手术近3000例。
窦科峰，202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7年任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肝胆胰脾外科主任，全军器官移植研究生主任。他为军队培养了很多器官移植领域的“拔尖人才”，中共为其颁发空军军医大学教学终身成就奖。
王学浩，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卫生部活体肝脏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活体肝移植研究所所长，江苏省肝脏移植中心主任。
陈孝平、郑树森、樊嘉、窦科峰、王学浩都被人权组织“追查国际”列为涉嫌活摘责任人，并发出相应的追查通告。
著有《屠杀》一书的作者葛特曼曾说过，在冷战时期，（前）苏联的精神病学家就是苏联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折磨和杀害了政治和宗教的异见人士。今天，中共的移植外科医学也是酷刑和杀害异见人士系统的一部分。
中国的器官移植，无论是曝出的对死刑犯的器官割取还是1999年之后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血腥活摘，都带着中共的原罪。因此，这个领域的从业者，从院士开始及其之下的无数名医生，都已被中共拖下罪恶的深渊，成为中共的共犯。当黑幕最终被揭开时，这些以院士、教授、专家为首的移植团队所有成员将会面临怎样的结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