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隈重信(1838年3月11日—1922年1月10日)，日本佐贺县人。德川幕府末期佐贺藩士出身。早年赴荷兰求学。后积极参加“尊王攘夷”和“明治维新”运动。历任日本明治政府民部大辅、大藏大辅、参与外国事务局判事等职。创办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1910年任早稻田大学校长。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认真思考：‘爱国贼’的无形蔓延，比‘卖国贼’的有形泛滥，更有可能，更加危险，更为绝望。”
——加藤嘉一
1886年10月24日发生的一起海难事件，将日本政府推入窘境。
当天，英国籍货船“诺曼顿号”在和歌山县海上触礁沉没。英国船长和外国船员为了保命抢上了一艘救生艇，留下的所有25名日本乘客全部溺毙。然而，根据日本与英国的条约，日本法院无权审理此案。英国驻神户领事依据领事裁判权，对诺曼顿号船长进行了审判，船长最终只是服刑三个月，死难者也没有获得任何赔偿。消息迅速在日本国内传播开来，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所有国民都愤慨至极，报纸上义愤填膺的评论文章连篇累牍。
“诺曼顿号事件”彻底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强烈要求废除治外法权，愤怒的公众舆论也转向了日本正在进行的“鹿鸣馆外交”。
鹿鸣馆是日本3年之前建造完成的一个政府级外交俱乐部，耗资甚巨，前后历时数载。时任外务卿的井上馨在开业典礼上说：“友谊无国境，为加深感情而设本场……吾辈借《诗经》之句名（“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为鹿鸣馆，意即彰显各国人之调和交际，本馆若亦同样能成调和交际之事，乃吾辈所期所望。”为了招待欧美高级官员，外务省经常在这里举行有首相、大臣和他们的夫人小姐们参加的晚会舞会。井上馨要以此向西洋外交官证明，日本已经是一个“文明国家”，与世界先进国家立于同等地位，希望借此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
鹿鸣馆
可是，外国人讽刺“鹿鸣馆外交”是“公开的大闹剧”，国人也批评其为骄奢淫逸的国家颓废行为。媒体人陆羯南尖锐地指出，这种欧化做法不过是“尽力讨外国人之欢心，博取其同情，以此来使其应诺条约之改正”，实际上与国力不相匹配，更毫无效用。
“诺曼顿号事件”后，鹿鸣馆外交在彻底破产，井上馨也黯然下台，大隈重信继任外务卿，承担起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重任。大隈年青时学习西方文化，维新初期参与外交谈判，曾经成功处理过棘手的外交问题，但是此时的外交形势远为复杂。
“诺曼顿号事件”和条约改正不利，导致群议汹汹，此时不管谁接任外务大臣，都很难有所作为。因为日本不具备和列强平等对话的实力，不可能一举推翻旧约，而民众要求一步到位地废除治外法权，因此改约谈判几无胜算。外务大臣稍有不慎，就会被国人骂为“卖国贼”。在这种情况下，大隈仍然毫不畏惧地开始了新的谈判。
大隈采取了与井上馨完全不同的谈判策略：日本只和列强进行一对一的谈判，绝不与“列国会议”对话。这样一来，就改变了日本的谈判地位，而且通过分化瓦解的办法削弱了对手的谈判价码，谈判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大隈重信
1889年，日本分别与美国、德国、俄国签定新条约。在与英国签订新条约的前夕，突然横生波澜。英国《泰晤士报》率先曝光了大隈改约方案，日媒随之广泛转载。根据这份方案，治外法权将于5年后完全终止，日本本土向外国人开放，给其旅行、居住、营业和取得财产的权利；日本获得了部分关税自主权，并定下12年后完全自主关税的约定，从而打开了日后日本关税自主化的大门。在司法权方面，仅在大审院（最高法院）聘用外籍法官，并仅在被告为外国人时才令其担当审判，且其任用期限为12年；新条约实施后两年内，日本完备民法、商法和诉讼法等法典，法典民的颁行也只用知会列强，不必取得其同意。
新条约对日本相当有利，尽管其中仍然包含相当多的“不平等”成分。当时日本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大隈能够争取到如此地步，已是当时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了。可是，当消息传到日本国内以后，举国哗然。
国民认为，日本明明已经是一个先进的“文明国家”，为什么治外法权仍将存续5年，关税不能完全自主，洋法官竟然还要入主大审院？这岂不仍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吗？！转眼之间，大隈重信成为一个“卖国贼”。各地展开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要求停止改约谈判的建议书达185件。爱国愤青们更是磨刀霍霍，决心跟卖国贼决斗到底。
1889年10月18日，大隈参加完内阁会议后，坐马车经过外务省大门口。一位名叫来岛恒喜的爱国愤青突然投掷炸弹，大隈倒在血泊中。56岁的大隈右下腿却被炸坏，一度生命垂危。虽然最后幸免一死，却不得不截去右脚，晚年只能扶仗而行。来岛恒喜则跑到皇宫前剖腹自裁。吊诡的是，行凶者非但未被谴责，反尔被社会舆论誉为“英雄”。
大隈重信雕像
在这种情况下，大隈不得不辞职，条约改正再次搁浅。在死亡的威胁下，没有人再敢轻易启动改约谈判。最终，废除外国人治外法权比大隈方案晚了5年，实现关税自主晚了近10年，直到1911年才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
一百多年后，日本青年评论家加藤嘉一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爱国贼”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爱国者”，实际上却做着和“卖国贼”相同的事情——损害国家利益，“在一个国家里面，绝大多数人不是‘卖国贼’……自以为是个爱国主义者，却成为实际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的人——‘爱国贼’的数量不少，规模不小。”他指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认真思考：‘爱国贼’的无形蔓延，比‘卖国贼’的有形泛滥，更有可能，更加危险，更为绝望。”
这是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那些被民族主义情绪笼罩的国家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