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国家改革开放了。
此时，我们与世界隔离脱钩已整整三十年了。面对国家的巨变，全国各行各业求贤若渴。
而最稀缺的就是懂英语的人才。
在外语中，英语本应是第一大语种。但因为它是美帝的语言，所以成了忌讳的语言、谈虎色变的语言。
在改革开放前，许多大专院校教英语的老师早已断档了。
1980年，上海外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全国一样百废待兴。
摆在王季愚院长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合格的英语教师。
计划经济的年代，一切都是国家分配的，教师也是国家分配的。
全国英语教师都枯竭了，国家自然也没有英语教师可分配。
没有米，怎么煮饭呢？
王季愚院长，她曾是北平大学的大学生，是我党老干部中少有的女性知识分子。
上世纪三十年代，她曾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四十年代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和东北解放区从事党的教育工作。
她自身就是一个俄文翻译家，曾翻译过高尔基的著作《在人间》。
面对无米下锅的困境，这位72岁的老革命、老院长做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
向社会要人才，面向全国登报招聘英语教师！
哇！这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太有勇气了、太大胆了！
这是全国大专院校第一个面向社会招聘教师的广告！
它敲响了全国大专院校“向社会要人才”的第一锤！
上海外语学院“广纳天下英语人才”的帖子发出后，全国各地无数英才跃跃欲试。
学院从众多的报名者中，筛选出了300人参加考试。
考试成绩出来了，让学院大为吃惊的是，笔试、口试第一名均是一位刚刚刑满释放的人员。
这下可难了！
多年来，教育被赋予了“政治第一”的革命属性。
讲台，是无产阶级的阵地。
教室，是培养革命接班人。
绝不允许有任何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人染指。
学院的有关部门，面对这个十分棘手的政治难题，没人敢触碰，更谈不上有录用的打算了。
他们的意见是：放弃这位考试第一名的刑满释放人员。
学院有关部门将意见汇报给了王季愚院长。
王院长调来了这位刑满释放人员的笔试、口试的试卷和相关人事材料，仔细看着。
这位刑满释放人员叫钱绍昌，已经49岁了。他1948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广慈医院（现称瑞金医院）当医生，是烧伤学方面的青年专家。“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坐了五年的牢房。
王季愚院长作为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老革命、新中国教育界的老领导，她太了解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英语功底了。
她的慧眼已经发现，钱绍昌是一个极其难得的人才。
但是否录用这位刑满释放人员，成了十分棘手的政治立场问题，摆在了王季愚院长面前：
一方面，他考试第一，英语功底极为扎实。
一方面，他虽是冤案，但还没有正式平反。
王院长该怎么办呢？
此时，是1980年9月。
八十年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
八十年代，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思想大解放、大反思、大探索的阳光时代！
是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拨乱反正的年代！
王季愚院长这位老党员、老革命，她深知拨乱反正是一个“说易行难”的巨大社会工程。
因为，她亲眼目睹了一次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
笔下有冤魂，笔下有错案！
五十年代，她曾在黑龙江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副校长，当时黑大有六千师生。上级给黑大分配了3%的“右派”名额。
她想保护每一个无辜的师生，她反复找上级领导，要求实事求是，不要简单粗暴分配“右派”额度。
但竭尽全力后，没有丝毫的改变。
她目睹着工作组将学校培养的教师、学生，一个又一个划入3%的“右派”名单中。
她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师生划为“右派”，被送往农村、边疆劳动教育改造。
她心疼如刀割，闭门捂嘴痛哭！
但痛哭的泪水，只有静静地流淌，没有泣声来相伴……
这无声的泪水，是这位像母亲一样的校长内心憋屈、压抑、痛苦的泪水！
是无奈、无力、无助的泪水！
“文化大革命”中，她被黑龙江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从上海押到了黑龙江。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保护伞的罪名，批斗、关押、折磨了三年。
此时，在面对是否录用钱绍昌这个棘手的难题时，王季愚院长已是癌症的晚期了，病魔已侵入她的多处肌体。
她知道在拨乱反正的新时代，她必须以一名党的高级干部的勇气和态度：
带头坚持党的实事求是；
带头重视知识重视人才。
她顶住压力和内心的煎熬，在她生命的晚期，毅然决然，拿起了笔，郑重勇敢地签下了：
同意录用。
同意录用。
这四个字，是伯乐的眼光，是长者的胸襟，是人性的光辉！
同意录用。
这四个字，改变了一名刑满释放人员的命运和人生！
使上海街头少了一个地摊贩，社会少了一个政治贱民。
也为上海外语学院增添了一台强大的人才孵化器。
同意录用。
更是一名党的高级干部最珍贵的品质——勇于担当！
不管是四十三年前，还是现在，这都是极为、极为难得的！
同意录用。
这四个字，使上海外语学院成为了全国大学中，第一个录用刑满释放人员当教师的大学。
《文汇报》报道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几个月后，病魔还是夺走了王季愚院长的生命。
王季愚院长，这位老革命像春蚕一样，为上海人民吐出了最后一口含血的纯丝！
为上海留住了一名绝顶奇才！
王季愚院长
钱绍昌，这名刑满释放人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钱绍昌1930年出生在浙江杭州。父亲钱潮是中国著名的儿科专家。钱绍昌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与郭沫若、郁达夫是同班同学。
钱绍昌1948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1952年随着圣约翰大学的拆分，圣约翰医学院被合并到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学生们继续就读。
1954年钱绍昌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广慈医院外科（现瑞金医院）。
1958年，是全国大炼钢铁的年代。上海发生了一起炼钢事故。
上海第三钢铁厂炼钢炉脱落，滚滚钢水将炉长邱财康烧伤，烧伤面积高达89%。无论是从烧伤面积和烧伤深度，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这样的重度烧伤者能救活的案例。
全世界医疗条件最好的美国，才只能做到救活80%烧伤面积的伤者。
钢铁工人是时代的老大哥，工人兄弟的生命安危，牵动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成为了各级领导关注的焦点。
钱绍昌作为年轻的外科医生，成为了医疗抢救组的主要成员之一。
经过医疗小组日夜不停的努力，终于将邱财康师傅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并且成为全世界第一个重度烧伤89%成活的案例，手术的指标超过了美国。
好家伙，这下可厉害了！
中国医务人员为国争光，成了全国媒体争相报道、舆论宣传的主旋律。
抢救炼钢工人邱财康的事迹，被搬上了舞台，拍成了电影。
著名作家巴金，也写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成了大炼钢铁年代很有影响力的纪实文章！
钱绍昌作为医疗小组最年轻的医生，一炮红遍上海滩！
他不仅迎来了鲜花掌声，而且政治荣誉也是一个接一个，立体式地冲了过来。
这也成了钱绍昌医生华丽人生的起点。
1959年和1965年，钱绍昌医生两次到北京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
1966年，钱绍昌医生又在烧伤学科方面创造了“焦痂早期切除，大张异体皮移植、异体皮打洞嵌植小块身体皮”的方法。
这在烧伤医学界又是一个新的突破！
不久，钱绍昌荣升为烧伤科主任。他个人的声誉，从政治到专业又攀登上了新的顶峰。
那真是少年得志，又红又专，大红大紫！
人怕出名，猪怕壮。
钱绍昌作为年轻医生也太有名了、太耀眼了、太风光了！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必然会招来革命群众的羡慕嫉妒恨！
凭什么？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两次接见钱绍昌。
凭什么？
表彰、升职这些好事，都让你钱绍昌一个人占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是颠覆性的变化！
在火红的“革命”大气候烘烤下，针对钱绍昌的“斗争”出炉了。
掌握权力后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委会”，以加强边疆医疗建设的名义，将钱绍昌医生派往了遥远的西藏工作。
厄运对钱绍昌仍紧追不舍，从上海又追到了青藏高原。最终向钱绍昌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发射了一枚远程“横祸”！
钱绍昌医生被莫须有的罪名送进了牢房，从“牛逼”的青年专家变成了犯人！
钱绍昌医生，这个含着金钥匙长大，圣约翰大学的学子，大有前途的烧伤科青年专家。
以自由落体的速度摔进了牢狱！
一关就是五年。
少年得志的他，此刻才明白：
当空气中弥漫着“斗争”的元素，“权力”便可以以任何名义，将任何一个人从天堂送到地狱！
成名的风光和厄运的绝望，只有半米的阳光。
钱绍昌（右边叉腰的高个）和他圣约翰大学的同学
“文化大革命”，瞎折腾十年后结束了。
钱绍昌医生出狱了。
历史又颠了一个正反面。
这次是“革委会”头头，从权力中心被送进了牢房。
而那些羡慕嫉妒恨的主体“革命群众”，居然蒸发得无踪无影了！
噢，原来“革命群众”只是一个美丽豪华的空壳！
哪里需要，就抛向哪里！
古话说，冤有头。
唉！钱绍昌医生蹲了五年的大牢，却变成了：冤大头！
人，只要蹲过牢房。哪怕你是冤案，你都会变成社会贱民。
不仅会失去工作，而且会失去一切。
钱绍昌医生也不例外！
钱绍昌医生从牢狱放出后，故友、情义都已随风而逝。
原单位拒绝接收，他成了社会底层的贱民。
他那颗原本孤单、自尊、脆弱的贱民心，又被踩在了脚下，来回碾踏着。
钱绍昌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引颈四望，无枝可依。
此时，国家专门出台了文件，允许刑满释放人员自谋职业，摆摊做生意。
这是建国后，国家第一次出台关于解决刑满释放人员劳动就业的文件。
钱绍昌这名原外科医生也在盘算，他这双拿手术刀的手摆摊去卖什么东西呢？
一天，钱绍昌看见报纸上刊登了上海外语学院招聘英语老师的广告。
这对一个“赋闲”在家、急于找工作的人来说，本应眼睛一“亮”，可他怎么也“亮”不起来。
只要一想到“政审”，这个刑满释放人员，那落魄的心自然就泄气了！
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基因：“自信”+“天真”。
钱绍昌，这个圣约翰大学的“学霸”，那牛逼的英语底蕴，又勾走了他那“自信”的魂。
他鬼使神差还真的报了名。
人，走背运时喝凉水都塞牙。
蹲了五年牢房，也确实把他蹲傻了。笔试那天，他居然坐错了公交车。赶到上海外语学院考场时，已经晚了一个多小时，考试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
监考老师看着这位年近半百，急得满脸颤抖、快哭出来的老考生。监考老师以怜悯同情之心，让他进了考场。
考场，对于圣约翰大学的学子钱绍昌来说，那是久违的故地，再熟悉不过了。
上午的笔试，是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英文。
钱绍昌的爷爷是清末秀才，也是私塾老师。钱绍昌儿时已将《桃花源记》背得滚瓜烂熟。从初中开始，他又是在全英文教学中泡大的。
所以，打通中英文的双脉，将中英双语融合贯通，他信手拈来。
中午吃饭的时候。三百名考生还在亢奋之中，三五成群地交流心得。
迟到的沮丧，伴随着自卑孤独的贱民心，失落的钱绍昌一个人蹲在角落，索然无味地吃着学院发的盒饭。
下午的笔试，是将一篇英文的文学评论翻译成中文。这对常在英文《中国日报》上写文章的钱绍昌来说，那更是小菜一碟。
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是：
光与真理！
光与真理，能光临这位年近半百的圣约翰学子吗？
一个星期后，“光”，还真闪烁在了这个受尽磨难的圣约翰学子的面前。
口试通知，就像一束光芒照进了深陷人生最谷底的钱绍昌。
钱绍昌在人生至暗的时刻，又重新看到了“真理”的光芒！
钱绍昌到上海外语学院参加口试时，得知三百名考生，只有16人笔试及格，获得了口试资格。
上海外语学院极为重视这次口试，请来了中国法律界巨匠，参加过东京大审判的中国著名大法官裘劭恒老先生。
每个考生口试时间是十分钟。
该钱绍昌口试时，考官裘老先生好奇地用英文问，你是一名医生怎么会来应聘英语老师呢？
钱绍昌根本没想到裘老先生一开口，就触碰到了他心底最致命、最薄弱、最柔弱的痛点。
这下可好，钱绍昌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学生，用英语向这个大名鼎鼎的中国法学界老前辈，讲述着自己的冤屈、坎坷的经历。
裘老先生像老师一样，静静地听着学生的诉说。
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又过去了……
学生泣泪而下，老师默默流泪！
最后，裘老先生站起身来，老泪纵横地紧紧握着钱绍昌的手，用英语说道：
我希望你能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这是多么亲切、多么伟大的期许！
这也是每一个中华儿女最大的人生抱负和价值！
口试结束后，钱绍昌他那颗自卑的贱民心，居然悄悄地燃起了希望。
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十天过去了……一切都是那么寂静。
寂静得没有一丝音讯、没有一点结果。
钱绍昌那颗刚燃起的希望之心，又重新黯淡了下去，回到了现实的人间：
体制内的单位，谁敢录用一个刚刑满释放的人员？
哪位领导敢打开“政审”，这个坚固无比的“革命”大门？
就在钱绍昌的心，已在“哀莫”中死去时。
光，穿云破雾！
上海外语学院人事处董老师电话通知钱绍昌：你被录取了，明天就来报到！
这对一个刚从牢房里出来的“贱民”来说，那真叫喜出望外，泪流满面！
第二天，钱绍昌到上海外语学院人事处报到时，人事处的董老师告诉他，要他后天就来上课，而且是教大学三年级的英语精读。
钱绍昌非常惊讶地问，后天就上课？我行吗？
董老师说，你行！三百名考生，我们只录取了三个人。你是笔试、口试第一名，我们大家都相信你行！
董老师边说、边给了钱绍昌一枚红色校徽。
红色校徽。
这是一个大学教师的标志！
这是一个公民向社会公开身份的标志！
钱绍昌作为一个犯人，在牢房里1825天的日日夜夜。
日也盼，夜也盼，天天盼。他最大的期盼就是：
恢复公民，恢复工作。
公民，工作。
这双喜突然临门，在喜出望外之际，这个读书人却又冒出了一个“死心眼”！
他想激活“死心眼”，破解这心中最大的疑问：
他是怎么通过“政审”这一关的呢？
“死心眼”一直困惑着他，他也一直在寻找真实的答案！
一直到很长时间后，人事处王处长才告诉他，是老院长王季愚去世前，顶着压力扛下了所有的政治风险，亲自批准了他的录用。
他是全国第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被录用的大学老师！
当谜底解开时，钱绍昌的心震撼了！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在！
王季愚这位老革命与他素不相识。却为了录用他这个刑满释放人员，承担这么大的政治责任和风险！
他现在连一句感谢的话，都再没有机会向恩人王季愚院长说了！
刑满释放人员，政府还有一个规范的称谓，叫“新生人员”。
从此，钱绍昌的灵魂深处打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
是恩人王季愚院长给了他“新生”，他余生只有加倍工作，才能报答恩人王院长给他的“新生”。
当原单位非常真诚地三次到他家，请他回去继续做主任医生时。他都十分礼貌地谢绝了，理由只有一个：
他要感恩！
感恩王季愚院长，感恩上海外语学院！
钱绍昌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此，一个天才的医生转身为一个知识渊博的教授！
钱绍昌教授
钱老师教的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后77、78级大学生。他们是从4%的录取率中杀出来的时代佼佼者。
他们大部分人都当过知青、当过工人、当过军人。
他们是求知欲极强的一代精英。
钱绍昌和他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
老师，坐牢失去了五年时光。
学生，“文化大革命”荒了十年时间。
把“文化大革命”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成了钱绍昌和他的学生共识。师生们相见恨晚，一拍即合：
老师拼命的教；
学生玩命的学。
把“文化大革命”损失的时间，夺回来！
这也是八十年代，全国大学校园里，甚至“夜大”、“电大”里，呈现出的真实写照！
一个民族突然醒悟了，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生产力！
为振兴中华而拼命读书，成了那代年轻人的主旋律。年轻人标配的军用挎包里，一定装有知识和文化的书！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钱绍昌，当老师也是一个牛人。
学生们公认，能听到钱老师讲课，是幸运的缘分。
他能将枯燥乏味的学问，讲得独有见地却不失风趣。在学生的眼中，钱老师既有大师的学问，又有学者的风范。
上海外语学院非常有国际视野，他们又新开设了国际新闻专业。
学院又让钱老师去挑大梁，去当学科带头人，给研究生班上课。
1983年，钱绍昌平反。
1985年，钱绍昌被评为副教授。
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成为了教授，这又成了一大新闻。
上海著名记者郑重先生得知此事后，将钱绍昌跌宕起伏的人生，写了一篇特稿《从医学专家到外语教授》在文汇报上进行了发表。
文章一发表，当日上海各报亭《文汇报》脱销。
文章发表的当天，钱绍昌教授跟往日一样，一大早就搭乘校车去学校上课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根本不知道。
当他走进教室时，研究生班全体研究生，每人手拿一份报纸，列队鼓掌欢迎钱绍昌教授。
班长将一份《文汇报》，毕恭毕敬地递到了钱教授手中。钱教授一看报纸，什么都明白了！
这是一堂特殊的课，学生们的掌声和尊敬的致意，代表了迟来的“光与真理”！
“光与真理”：
终于照耀到了这位圣约翰大学的学子身上！
终于照耀到了这位坎坷磨难的钱绍昌教授！
钱绍昌教授在万分激动中，哽咽着说到：
一切感谢改革开放！
一切感谢小平！
一切感谢王季愚老院长！
《文汇报》这篇文章不仅在上海引起了轰动，在全国也造成了巨大的反响。
钱绍昌教授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坎坷磨难的人生，成了其他需要平反的人，借鉴的现实案例。
八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后，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工作，当时党委大院是半开放的。
一天下午我去上班时，大院东大门传达室的李师傅对我说，小朱你把这位同志带到“平反办”去，他说要递交申诉材料。
我按照李师傅的吩咐，带着这位同志进了大院，边走边说。
我问他，你是帮别人递材料吗？
他说，是他自己的申诉材料，“为了一泡屎，判了三年刑”！
此话一出，我非常惊愕。带着好奇的眼光仔细端详了他。他那满脸沟壑纵横的褶皱，渗透了岁月的沧桑。
他说，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五七年划为右派后，被发配到了新疆阿尔泰当了中学老师。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发现学校男旱厕粪坑里，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被当成了手纸。
这事，经举报便成了一起反革命案件了！
此案，很快就被侦破了。
因为，男旱厕蹲坑旁边有两个“黄金叶”牌的烟头。少数民族老师都抽自己手卷的“莫合烟”。平时只有他抽“黄金叶”牌子的卷烟。加之，只有他自费订了汉文报纸。
铁证如山。他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判了三年牢狱。
他那操着北京口音清晰的表述，仍残留着老牌名校大学生的斯文和修养。我立马对这位前辈产生了同情。
我将他带到了自治区“平反办”。他在向“平反办”的同志递交申诉材料时，特地拿出了一份《文汇报》“从医学专家到外语教授”的文章，作为他平反冤案的现实案例。
他希望新疆好好学习一下上海，尽快落实党的政策，给他平反。
我顺便看了《文汇报》这篇文章。文章中钱绍昌教授的遭遇，给我留下来了深刻的印象。
没想到三十多年后，钱绍昌教授的传奇经历，又进入到了我的眼帘。
钱绍昌教授
八十年代，国家允许进口海外影视片了。这是改革开放前老百姓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每周能看二集海外影视片，已成了上海人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对外开放的窗口一旦打开，老百姓的需求就打开了。
市民们纷纷给市政府、市领导写信，希望电视台每周能播放更多、更好的海外影视片。
面对社会呼声和市政府的要求，上海电视台的领导压力很大。
但英语翻译人才奇缺，根本解决不了海外影视片的翻译问题。
钱绍昌教授的爱人在上海电视台工作，她毛遂自荐了钱教授。
电视台的领导喜出望外，赶紧拿了一个在美国很火爆的电视连续剧《鹰冠庄园》，请钱教授翻一集试一试。
两天后，钱教授就完成了翻译。
哇塞！钱教授是一个快枪手！
别人一个星期翻译一集，钱教授两天就搞定一集。
在没有英文剧本的情况下，钱教授用十分通俗和生活化的语言，将影片中跌宕起伏的悬念，尖锐冲突的矛盾，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而且，中英文之间的语言节奏、口型，甚至笑点、泪点都天衣无缝。
钱教授说，他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学长林语堂、学姐张爱玲都是他文字翻译的最好榜样。他要将每一部作品，都用心译成精品。
《鹰冠庄园》播出后，火爆了上海滩，其收视率达到了34%，创造了上海电视台的最高收视记录。
每当晚上播放《鹰冠庄园》时，那真可谓是万人空巷。
民警戏称，小偷也没有了。
《鹰冠庄园》火了之后，钱绍昌教授也火了。
上海电视台的领导说，老天爷给了上海人民一个翻译的“鬼才”。
他们极为珍惜这个百年难遇的“鬼才”，给他派了一个又一个的“硬活”。
《大饭店》、《成长的烦恼》、《迷人的香水》、《根》、《冷暖人间》、《荆棘鸟》、《蒙特卡罗》、《浮华世家》、《卡萨布兰卡》……
海外影视片一部接一部，追着钱教授翻译！
由于，当时他还没有电脑，都要手工书写。加之，钱教授还带着研究生班，还有一堆的课要上。
钱教授确实忙坏了，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了！
此时，钱绍昌教授想起了他英语口试时，中国法学界老前辈裘老先生的期许：
我希望你能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想起了裘老先生的期许，钱绍昌教授顿时无怨无悔。自此，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迎来了他翻译创作的爆发期。
他翻译的海外影视片，更快更好了，一部接着一部……
老百姓大饱眼福。
钱绍昌教授一共翻译了700多部（集）海外影视片。同时，还将100多部（集）国产影视片，翻译成了英文。
700多部（集）英译中；
100多部（集）中译英。
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多么惊叹的数字！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智慧的结晶，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翻译成果！
这是一个年近六旬，才开始兼职做翻译的钱绍昌教授所做出的成就。
多少专职翻译，十辈子也做不到这个业绩。
为此，钱绍昌教授获得了全国首届电视译制片一等奖，飞天奖。被评为中国资深翻译家。
钱绍昌教授火了之后，他又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人物。
每当记者问他：钱老你为什么这么拼命的工作？
他总是说，他的“新生”是王季愚院长给他的！他的工作也是王院长赋予的。他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才对得起天堂上的恩人王院长！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
为什么钱绍昌教授身上具有感恩这样高尚的品德？
各种因素自然很多。但圣约翰大学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对钱绍昌教授影响很大。
圣约翰大学学生考试实行的是“荣誉制度”“Honor System”，亦称“不监考制度”。
学生考试的时候，老师发完卷子就走人。整个考试过程没有监考。
“荣誉制度”目的，不仅是对学生所学的知识的考试，更是培养学生自律能力，珍惜个人信誉，培养高贵的品德和灵魂！
看，教书育人是何等的重要啊！
今天我们仍可以清晰的看到“荣誉制度”，这个无形资产在钱绍昌教授身上的烙印。
钱绍昌教授
钱绍昌教授，一直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直到75岁才告别了他心爱的传道解惑的讲台。
钱教授退休后，他依然为社会奉献着知识和才华。他的文采依然飞扬在《中国日报》、《新民晚报》和《文汇报》上，与大家分享着知识、文化和文明。
钱教授居住的小区有很多老外和海外华人。他老人家在小区散步时，碰到不同肤色的孩子，他就会露出慈祥的笑容，用不同的语言与孩子们交流，并分发巧克力和糖果。
那柔软的慈爱，从里到外散发着一个大学者的气质，穿透出优雅的彬彬有礼。
邻居们见了钱教授，都会以孩子们的口吻，礼貌地祝福：
教授老爷爷好！
一句：教授老爷爷好！
是人们对这位中国老知识分子最尊重的称呼。
当年那个圣约翰大学的学霸，那个少年得志的医学专家，那个满腹经纶的教授，那个半路出家的资深翻译家，如今已是皓首苍颜93岁高龄的老人家了。
在家人、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下，他老人家安全度过了这三年的疫情。
当老人家过生日时，他还特地穿了圣约翰大学校友会的背心，背心上绣有圣约翰大学的校徽。脖子上挂着小女儿送的马年吉祥物玩偶。
生日，与母校共庆。寄托着对母校的感恩。
感恩母校赋予了他知识、技术和文明！
老百姓是这样评价一个有真本事的人：
如果一个人能在一个行业做到“顶尖”，那就是人才！
钱绍昌教授在医学、教育、翻译三个行业都做到了“顶尖”。
那他就是一个奇才！而且是绝顶的奇才！
奇才钱绍昌教授的人生，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大片！
作为晚辈，我们衷心的祝福钱绍昌教授健康长寿！
借用邻居们的一句话：
教授老爷爷好！
钱绍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