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中央大学，是南方最好的国立大学。罗家伦从1932年开始主持校务，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无论是院系整顿、课程设置、添置图书仪器以及未来的发展建设，以及师生的日常琐事，他都过问。
有人说他好大喜功，他却说自己是想把中央大学办成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以及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为此，他在精简行政机构、节约开支的同时，非常重视增添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罗家伦上任前，有一年图书仪器方面的开支是3万6千多元。他上任以后，四年内图书仪器经费高达120万元，每年平均30万元，是过去开支的将近10倍。罗家伦说：我在中央大学，“充实的不仅是图书仪器，而且还有教学人才。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
因为中央大学位于当时的首都，所以有人想把亲朋好友安插到这所学校，但都被罗家伦拒绝。因此他在离任时能够说这样的话：“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
据说蒋介石曾问教育部长王世杰：“罗志希（罗家伦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这是什么原因？”王回答说：“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够，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1934年，罗家伦感到中央大学地处南京市的中心地段，四周车马喧嚣，市井气逼人，既不是研讨学问的环境，又没有发展的余地。于是他决定在郊区另觅新址，建造一所能容纳五千至一万人的首都大学。
罗家伦的想法得到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大力支持。王世杰曾经是武汉大学校长，他在珈珞山主持建造的武汉大学校园，在30年代初被胡适视为“中国进步”的标志。
当时国家急需航空人才，上面把这一任务交给中央大学。罗家伦利用这一机会，征得蒋介石同意和国民党中央全会批准，先获得240万元建筑经费，让新校园建设开始起步。
为了选择合适地址，罗家伦在南京郊区四处寻觅，终于选定中华门外石子岗一带。他认为那里山林起伏，气象宏大，“不但环境优美，格局轩昂，而且其间有安置一切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之余地。再加上还有一条秦淮河的支流通过，更能增添校园美好的景致。”
罗家伦说，他这样做是参考了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经验，吸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的教训才决定的。因此他在诗中把新校址视为“理想的学术都城”，并把这一计划当作“玫瑰色的甜梦”。经过紧张的准备，新校址于1937年1月凿井，5月正式动工，预计在1938年秋季可以落成。
这时的中央大学，除了文、理、法、教、工、农、医七个学院及其所属三十多个系科外，还有一个附属牙医专科学校，一个实验学校，一个畜牧兽医专修科，一个航空机械特别研究班，两个研究所，一所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22个实验农场，其规模可谓蔚为大观。
正当罗家伦雄心勃勃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突然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打破了他那“玫瑰色的甜梦”。这时罗家伦正在庐山开会。几天后，他为学校招生出题的事飞回南京，同时开始布置迁校事宜。在这方面，罗家伦有未雨绸缪的远见。
其实早在一年前冀东事变时，他就让总务处准备了一批里面钉了铅皮的大木箱。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他先拿出550只木箱用来装重要的图书仪器。可以设想，如果事先没有准备，事到临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因为是突然事件，中央大学根本不知道该向何处搬迁。于是罗家伦派几位教授分别去两湖、四川寻觅校址。在这危急关头，教授们不但顾不了家庭，还要承担意想不到的风险。据说心理学教授王书林在湖南醴陵时，居然被当地县长当作汉奸捉了起来，最后还是由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出面才被释放。
不久，敌人开始空袭南京，中央大学破坏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罗家伦指挥若定，他刚让男女生从危险的宿舍搬出，那里就遭到轰炸。他说这样做这不是什么灵感和直觉，而是因为有一颗负责任的心。
随后，他率领教职员工，在战火中井然有序地进行搬迁。经过两个月多月努力，到了10月下旬，中央大学不仅全部迁往重庆，还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坝盖起可以容纳上千人的校舍。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正式上课，“这个速度，不能不算是一个纪录！”
后来罗家伦回忆说：“我们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于不知不觉中，竟做了国府为主持长期抗战而奠定陪都的前驱。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致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
他还说：“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备。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成了基督教旧约中的罗哀宝筏（Noah's Arc），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以为管不得了。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迫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他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对于这件事，当年还是学生的王作荣说：“在所有内迁的学校中，中大是唯一事先有准备，临危又不乱，将全部图书仪器迁至后方，立即安定下来，维持弦歌不绝的一个学校。虽然其他中大老师对迁校之功甚大，但究竟不能缺少当家者的气魄与眼光。中大不仅图书仪器全部内迁，连农学院的外国种牛猪鸡等都经过一年多迢迢万里的跋涉，而到达重庆。在化龙桥附近与罗校长的座车相遇，连天烽火，几番生死，老友异地重逢，罗校长的诗人气质又来了，单向热泪盈眶，下车与那些畜牧拥抱亲吻了一番。中大附近的居民常羡慕中大的校工厨师的谈吐举止，都有大学生之风，其实，中大的牲畜都有中大之风——朴实而有光辉。默默的走遍长江黄河，秦岭蜀山来参加抗战行列，多么朴实，多么光辉。”写完这段话以后，他真诚地表示：“罗校长迁校成功应得到一个勋章”。
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校址选择在沙坪坝的松林坡。这里景色是非常美丽，一边是碧绿的田野，一边是清彻的嘉陵江。鳞次栉比的教室和宿舍以图书馆为中心，散布在小山坡上，再加上松涛汹涌，花香袭人，尽管校舍简陋，却是个很好的读书环境。入川后第二年，由于流亡青年的涌入，中央大学学生增加到两千多，于是罗家伦又在嘉陵江对岸的柏溪建立分校。柏溪是嘉陵江支流，这里山峦起伏，恬静幽雅，风景极佳。罗家伦以松林坡建校经验，历时两个月，又盖起数十栋校舍。据王作荣说，这里“桃李满园，……蔓草丛生，蛙鸣阵阵，虫声唧唧”，倒像一个世外桃源。
罗家伦说，由于手里有那笔建校款，因此他在南京没有实现的理想，却在兵荒马乱中到重庆实现了。所以他感叹造化的安排使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于是，中央大学学生人数由南京的一千多人增加到三千多，教师、学系也大有增加。当时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中央大学也不能幸免。王作荣亲眼看到，“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警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们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着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这一幕让他终身不忘。
罗家伦对学生的爱护，还体现在人格的熏陶方面。早在抗日战争前，他就指出：“近年来高等教育今生知识的灌输，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训练”。抗日战争中，有人提出要用战时教育取代常态教育。不少学生受其影响，也要求改变课程设置，接受速成教育。针对这种情况，罗家伦恳切地指出：有人“以为知识里有一种‘万应丸’，一吞下去就有用，对于按部就班的学问，不耐烦学。在这抗战的年头，不耐烦是普遍的心理，也无怪乎学生。但是知识里的‘万灵丸’是没有的，世界上也决无速成的事。从前中国就害在日本的‘速成法政’‘速成师范’这些学校或班次上面，造成了一班‘速成大家’回到中国来，什么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做文章瞎吵却是第一。你看民国元二年国会里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日本速成的反映。‘一点知识是最危险的事’，这是西方一句颠扑不破的格言。”
1941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四周年纪念日，罗家伦在这一天主持了他上任以来第十个毕业典礼。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谆谆告诫自己：“我首先要说的就是青年到社会上去要有伟大而坚定的抱负。抱负是由理想而生的，所以不能不先有理想。我们不要专看见物质的现实，人事的现实，而把自己埋葬进去了。”
接下来他要求大家走出校门后无论如何忙碌，都不要放弃学问。因为“理想是人生事业的蓓蕾，学问就是滋养这蓓蕾的雨露。”另外，他还劝大家在工作读书之余，要留出闲暇来思考问题。在思考问题的同时，不但要读专业方面听书，还要读常识和修养方面的书。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往往容易造成狭隘的专家，不容易造成豁达的通才”。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坚实的学问做基础，单纯凭借学生时代的激昂慷慨或断指血书来呼号爱国，这种人是靠不住的。
为了防止年轻人误入歧途，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对于黑暗势力既不要偏激反抗，又不要同流合污。偏激反抗是拿千百万人的生命作实验，将国家民族的存亡当儿戏；同流合污则是非常可耻的人格崩溃。
2020-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