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德国医学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Robert Kogon撰文／信宇编译
恰逢美国免疫学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美国国会闭门作证之际，最近一份重磅报导指出，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简称FOIA）公布的电子邮件显示，2017年6月，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简称WIV）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在首都华盛顿郊外的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简称NIAID）会见了福奇。
根据当前最流行的“实验室病毒外泄”理论，石正丽对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理所当然地被怀疑是导致新冠（COVID-19）的SARS-CoV-2病毒的源头。
在美国非营利组织“美国知情权”（U.S. Right to Know）的原始报导的基础上，《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标题更加耸人听闻，宣称“美国科学家在大流行之前，与研究新冠病毒‘蝙蝠女’举行了秘密会谈，目的是使冠状病毒更加致命……”。众所周知，石正丽以对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著称，被外界称为“蝙蝠女”（Batwoman）。
然而这次会谈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假设会议确实召开过——从引用的电子邮件内容最多只能推断出这一点——那也只是没有公开而已。在当时，即在新冠（COVID-19）疫情爆发之前，这个会面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
此外，尽管“美国知情权”报导的标题“‘实验室病毒泄露’风波中心的科学家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福奇会面”，暗示福奇本人与石正丽会面，然而福奇甚至不是该电子邮件的参与者。“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的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声称的所谓罪证邮件的收件人，是来自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下属部门的埃里克‧斯特米（Eric Stemmy）。目前更新版的文章（点击此处 Scientists at the center of the‘lab leak’ controversy met with NIH, Fauci）似乎承认福奇没有出席相关会议，尽管他确实在四个月后与达扎克见过面，然而没有见到石正丽。
但是，为了便于论证，我们不妨假设石正丽确实如达扎克所愿，陪同达扎克去了NIAID；甚至假设安东尼‧福奇出席了达扎克提议与石正丽一起在那里发表的演讲，正如标题所暗示的那样。
好吧。
那么，德国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呢？他是臭名昭著的超灵敏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方法的设计者，这个检测方法几乎立即被世界卫生组织（WHO）采纳为检测COVID-19感染的“黄金标准”。可以说，德罗斯滕在全球应对COVID-19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福奇重要得多，后者的作用基本上仅限于美国。
如果德罗斯滕“也”会见了石正丽呢？
他确实见过，而且我不需要伪造一份极其不可靠的文件来推断这一点。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一点，事实上我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经证明了。因为下面的照片正是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和石正丽的合影。
德国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右）与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左）在一起。(Screenshot)
彼得‧达扎克在电子邮件中提到了石正丽，而这封邮件甚至不是发给福奇的，这张照片怎么看也比那封邮件更具有爆炸性吧？
这张照片来自2015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中德传染病研讨会”。该研讨会的日程可点击此处查阅。
此外，如果我们翻出研讨会与会者的完整合影，还能发现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与会者。
“美国知情权”组织的电子邮件显示，彼得‧达扎克还希望带着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另一位研究人员周鹏参加他在美国NIAID的会议。在下图的前排处，也就是在德罗斯滕的左侧几个位置，那个个子不高、有点龅牙、打着蓝色条纹领带的男人，可不仅仅是另一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是时任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的陈新文。（陈新文的照片和简历请参见武汉病毒研究所旧版的“所长”简介页面。）
2015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中德传染病研讨会。(Screenshot)
此外，一些观察家认为，石正丽身边的这位长发飘飘的年轻女性正是王延轶，她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现任所长，当时还是该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王延轶的照片和简历请见武汉病毒研究所现任“所长”网页。）与德罗斯滕、石正丽和陈新文不同的是，王延轶并未被列为研讨会的与会者。然而她可能参加过研讨会，这并非不可能。
中德传染病研讨会由德国卫生部资助。时任卫生部长赫尔曼‧格罗赫（Hermann Gröhe）亲自担任首位发言人。其他德国与会者包括德国医学协会主席弗兰克‧乌尔里希‧蒙哥马利（Frank Ulrich Montgomery）和德国公共卫生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疫苗接种常设委员会现任主席托马斯‧梅尔滕斯（Thomas Mertens）。梅尔滕斯就是那个戴着领结、活泼可爱的大胡子，他就在德罗斯滕后面几排。
此次研讨会由位于埃森大学（Essen University）医院病毒学系的中德跨地区合作研究中心主办。中德研究中心或中德跨学科重大合作项目“TRR60”由德国研究基金会（DFG）从2009年至2018年提供资助。德国研究基金会相当于德国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照片中间穿条纹衬衫的光头男子是TRR60项目的德国负责人、埃森大学医院病毒学系的乌尔夫‧迪特默（Ulf Dittmer）教授。
您可以点击TRR60网站，向下滚动找到这张照片。
除东道主机构和德国的波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ochum）外，合作研究网络还包括四所中国合作机构。六家合作机构的徽标见下图，图片来自TRR60网站。以“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和蛇为主题的无字标识是埃森大学医院的标识。然而我们在此特别关注的是圆圈底部的绿色和紫色标识。
下面我们再来聚焦一下，仔细看看下图。
这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标志。
TRR60网站上显示，中德合作的主题是“慢性病毒与免疫系统细胞的相互作用：从基础研究到免疫疗法和疫苗接种”。
现在，最近关于达扎克、石正丽和福奇之间可能接触的大部分外部关注，都聚焦于“生态健康联盟”、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其它美国研究机构之间拟议的联合项目的披露，达扎克在2018年为该项目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申请了资金。例如，请参阅此处，了解《每日邮报》的详细报导。然而这个提议遭到了DARPA的拒绝。这到底如何证明美国赞助了石正丽的所谓危险研究呢？
相比之下，中德联合病毒学研究项目TRR60得到了德国研究基金会整整十年的资助！此外，当两个五年资助期中的第二个资助期结束时，该项目并没有解散，而是如我之前在多篇文章（详见这里和这里）中所讨论的那样，成立了一个成熟的中德病毒学实验室，总部就是设在……中国武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难道美国人，或许还有英语圈的其它成员，真的如此狭隘，以至于不屑于关注与非英语国家及其政府有关的有据可查、明显相关的事实吗？抑或是社交媒体的算法，尤其是X平台的算法，放大了美国的叙事，压制了德国的事实，从而让天真的美国人为德国的错误行为背黑锅吗？
毕竟，就在一年多前，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X平台上告诉全世界，他的代名词是“起诉/福奇”。我现在要重复我之前已经说过的话。为什么不是“起诉/德罗斯滕”？如果X平台允许上述图片成为热门话题，毫无疑问，许多人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说到武汉的中德联合实验室，那里进行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研究？为什么没人过问？为什么没有德国记者追问？此外，为什么没有类似“德国知情权”的非营利组织试图获取相关的电子邮件往来，比如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的电子邮件？毕竟，德罗斯滕曾经说过，他是先于世界其它地方从武汉未具名的同事那里了解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
如果真的存在“实验室病毒泄漏”事件，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这个实验室的来龙去脉。
毕竟，正如我所指出的，武汉首次报告的新冠病毒（COVID-19）病例群恰恰发生在中德联合实验室附近，而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附近。也许石正丽也只是被当作替罪羊罢了。
作者简介：
罗伯特‧科贡（Robert Kogon）是一位欧洲财经记者、翻译和研究员，涉猎广泛，著述甚丰。欲阅读他的文章，请浏览网站：EdV1694.substack.com。
原文：German Scientists Met Openly With Wuhan‘Batwoman’原刊登于美国布朗斯通研究所（the Brownstone Institute），授权英文《大纪元时报》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