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两个消息，一个是官方的。
“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保护伞、唐山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路北分局原局长马爱军，以徇私枉法罪、受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
另一个消息来自一个大V，讲的是迁西马树山案的最新进展。
“县委办公室说，称接警的临时工已被辞退，领导从始至终不知道这回事。”
“县公安局说，办案民警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已被停职，局长对此事一概不知。”
“检察院说，检察官独立办案，责任自负，与检察长无关。”
“法院说，法官独立办案，责任自负，与院长无关。”
这些爆料，看上去挺符合大家对这个事的看法和期望，很容易让人义愤填膺。
但事实上，在最高检发声、省市联合调查组介入后，这样的情形只存在段子里，要撇清责任也不是这么撇的。
今天把唐山打人案和马树山案放在一起说，不仅是因为两案都发生在唐山，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马树山案比唐山打人事件更恶劣。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打人者是黑恶势力，被打者是普通百姓。
迁西马树山案，举报者是退休干部，被举报者是县委书记。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派出所离现场很近，去得却很慢，事实证明背后果然有保护伞。
迁西马树山案，处理的过程非常快，公检法马不停蹄，批捕公诉一气呵成，让人不由地质疑背后的权力任性。
唐山打人案保护伞被判刑12年，已经说明，嚣张狂妄的背后，大多都有权力的一手遮天。
而马树山案更让人细思极恐的，马树山是体制内的退休干部，举报也是走体制内的流程——向纪委检举。
即便是体制内的干部，即便走的是党内检举流程，依然被光速“定罪”。那么，如果是普通人检举，后果会怎么样？
牢底坐穿？永世不得翻身？
这些话可不是信口胡诌，有些官员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2021年，山东平度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面对上访的村名，说了那句骇人听闻的话：“我有一百种方法刑事他。”
王书记还底气十足地表示，“除了上访还有什么？举全平度之力，我们无论是从武力物力人力财力精力，都耗得起他。”
这不是个案，在现实生活中，公权私用的现象比比皆是。
迁西县这个事情，最可怕的是，本该相互独立，互相监督的公检法，彻底沦为了工具和“家奴”。
马树山案在舆论的发酵下，最高检很快就发声了，态度很明确，措辞很严厉，然后介入指导，使得马树山无罪释放。
很多人说，这是舆论的胜利，举全网之力，上达天听，终于有了回应。
这样说固然没问题，但案件反转的核心在于，迁西的事件已经触碰到最高检的底线了。
说得再直白点就是，地方检察院到底听谁的？
在中国的司法体制里，检察院的上级部门是上一级检察院，下一级检察院接受上一级检察院的领导。
但马树山案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对当地检察院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力。
作为司法机关，迁西县检察院难道不知道对马树山的处理有问题？但它还是那么干了，说明当地政府对于检察院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远高于上级检察院。
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最高检不能容忍的。
如果放任不管，那很快上面说话，下面就没人听了，所以最高检才会从快从重处理、发声。
这种决定部门权力边界的事情，哪怕有一点的犹豫，都是在政治上的极大不成熟。
所以，舆论影响很重要，但我们也不要单纯寄希望于舆论。有时候即使舆论发酵了，有些人还是官位加身，手眼通天。
正如顶住压力报道马树山事迹的记者李微敖所说：
“一千件乃至一万件案件里，都很难有一件会被媒体关注得到、报道得出来；而即使能被报道出来，又能使得事情有所改变的，更是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