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6日，在忙碌一天后上网，看到了于光远先生已然过世的消息。大约在2000年前后，虽说他还是那样乐呵呵的，但我已能感觉他在老去，行动也愈发不利索，他却告诉我说，还有许多写作计划要完成，我就再没有去打扰过他。
我如今已记不清是哪位友人告诉我，于先生在与人交谈时曾询问过“王凡是何方人士”。
我于上世纪70年代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时，初学政治经济学的读本之一，就是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故而久仰中共党内知名学者于光远前辈的大名，一直期待有朝一日能登门拜访。听友人如是说，我条件反射般地意识到，这真是个求见于先生的好机会。遂问这位与于先生熟识的友人，可否带个话，说晚辈王凡希望登门拜谒。不想友人很快就回话，说于先生表示愿意和我见面，我可以直接和于先生通话约定见面时间。
到于光远先生寓所拜望那天，我刚刚自报完家门，于先生就说：“噢，你就是王凡，你的文章我读过，我还写了一篇读后感呢。”“是那篇涉及基本粒子问题的吗？”由于我只看到了于先生在毛泽东寓所谈辩证法和基本粒子问题的追忆，故而这样问道。
“不是，是关于田家英的。我最近写了一篇回忆田家英的文章，因为对田家英自杀前后的细节一无所知，所以文中不曾言及，亦由此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你那篇文章后，便很有兴趣地读了。凭我对田家英的了解和‘文革’初期的亲身体会，觉得你的叙述是可信的，同时引起了我对一些相关事情的联想和思索，故而又写了一篇读后感。”
因为有文字作媒介，我们第一次见面，似乎已经相互认识很久了。
“我印象中的田家英，是个聪明顽皮的青年”
正是由于田家英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于先生的距离，我们便顺着这个话题交谈起来。于先生认为我笔下的田家英有些过于凝重，而田家英在他的记忆中，印象更深的是聪明和顽皮。也许是因为他们相识时都年轻，所以于光远对田家英最初的记忆，是田家英毫无顾忌地讲述自己在四川老家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偷老板的钱。
田家英告诉于光远：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里有现成的黏性很强的药膏，涂在细细的竹棍上，从钱柜的缝中塞进去，把柜中的硬币纸币粘出来……于是这个同老板捣蛋的聪明顽皮形象，成为于光远对田家英抹不掉的记忆。尽管田家英后来脱颖而出，得到中共最高领袖赏识，成为党内不可多得的“秀才”。
“你知道吗？田家英特别怕蛇和像蛇的动物，怕到了闻之丧胆的地步。如果有人告诉他某本书中有蛇的图片，他就没胆量打开这本书；如果有人把蚯蚓之类的东西放到他面前，他会吓得逃跑。一次，我亲眼看到他的同窑洞的好朋友曹葆华恶作剧地骗他，说他背上有条蛇，他顿时面无人色的神情，我当时被逗得哈哈大笑。而在此后很久一段时间，田家英都不理曹葆华。当时他都是二十六七岁的人了，可每遇此情此景，我总觉得他更像个孩子。”
我想，作为自谓与田家英有着“无话不谈”情谊的于先生，对田家英的追忆应该是可信的。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当年在中南海时眼中的田家英伯伯。他喜欢逗孩子玩，常常要孩子们叫他“田老子”，有个小孩子还在口齿不太清楚的年纪，老是把“田老子”叫成“田老鸡”，逗得旁观者忍俊不禁。
于先生说：“延安时，田家英周围的人都比他大，都叫他‘田儿子’。我刚认识他时，也嘻嘻哈哈地跟着人家这样叫，然而田家英对此并不生气。”
后来，我将于先生关于田家英的谈论告诉了家父。父亲说于先生的感觉是准确的，不在领袖面前，不在工作时间内，田家英的确常常露出他调皮的天性，简直就像另一个人。
“田家英和朱老总的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关系都很好。特别是他跟陈友群在一起的时候，见面就打闹，玩笑开得没边没沿。”父亲说。
父亲还告诉我：在和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部下打牌时，田家英会悄悄地偷牌藏牌，被捉住时，会哈哈笑着抵赖。下棋时他会悔棋，对一个子的得失也要较真儿，甚至在眼看难以挽回败局时掀翻棋盘。这些不拘小节的调皮耍赖，似乎跟领袖大秘书、党内大手笔的形象相去甚远，可这确实是真正的田家英。
也许是习性所至，田家英在比较亲近的朋友面前，会开心地讲一些自己令人吃惊的调皮捣蛋行为；甚至在谈论政治时，也会用一种滑稽的态度、诙谐的语言，去表现他的惊人的观察。因此，于光远认为田家英这种性格，实在不适合给毛泽东当秘书。
“您这种说法，我还在其他老人那里听到过。但我听有些人的口气，似乎是在指摘田家英不是个很合格的秘书，认为秘书不该有太多个人的见解和思想。”我说道。
于先生说：“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的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严肃性纪律性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这是他的悲剧。”
（转摘自公众号夜读名人往事）
2024-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