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新任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的经济新政令人耳目一新
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的高层领导们认为自己很聪明。由于推动了一个正常人都不想要的“大重置计划”（great reset），他们受到了全世界的指责和抨击，因此他们设想今年将进行一次限定范围的聚会，以改善形象。
他们把主题定为“全球疫情规划”（pandemic planning），目的不言自明，公众都已经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们邀请了一群高知名度的持不同政见者加入他们的欢乐和嬉戏。也许人们会认为这样的安排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也许这些嘉宾更容易被他们收编。
值得注意的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主席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和阿根廷新任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也在受邀之列。罗伯茨的演讲非常精彩，我们将在以后另文评论。
米莱总统利用这次的论坛平台，向全球观众投下了一些精彩的真理炸弹。他的演讲传遍了全世界。看论坛发起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介绍米莱总统出场时那个笨拙样子，真是令人捧腹。您也可以用英语收看这个发言。
米莱的主要批评目标是社会主义和所有那些想利用国家权力凌驾于市场上人们的决定之上的人士。他是一名经济学家，因此这自然是他的主要关注点。他宣称，人类的敌人是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他的经济思想与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如出一辙，一再表示政府不是解决方案，而是核心问题。答案永远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米莱的演讲内容非常实用，在20世纪的任何时候都会受到欢迎。许多世界领导人都需要听听他从人口角度详细展示自由市场带来的繁荣，以及自由市场如何在至少两个世纪里极大地改善了每个人的命运。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繁荣社会的敌人，因此必须予以摒弃。他还进一步指出，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都威胁着西方的基本价值观。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一次非常有力的演讲。在许多方面，它似乎是针对阿根廷的政敌派别的，这些政敌甚至到了今天，还在与老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眉来眼去。其中最核心的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事实上，这个观点已被彻底否定，因为根本不存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国家拥有一切，并拥有一切权力，而这种权力总是被滥用。
然而，关于这个观点是如何能猛烈抨击到聚集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来自全球各地的经济学界知名人士的，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其它资讯。我相信那里有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可能自始至终都在四处活动。然而这并不构成这里的主要思想。世界经济论坛现在所代表的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如果我们阅读相关网站和书籍，我们会发现他们并不反对赚钱、私营企业和利润。相反，他们喜欢所有这些东西。
世界经济论坛的官方意识形态则是另一回事。“大重置计划”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它是关于技术官僚统合主义，是企业、国家和慈善事业的合并，是为了让世界走上新形式的中央计划的道路。他们喜欢看到大企业赚钱，然而完全反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他们相信自己知道什么是有效的，例如企业垄断、技术统治、资源利用和整个生活的中央计划等，并想利用国家来强制推行这些措施。
他们想用阳光、吃虫子、租赁和控制一切来取代石油、牧场、财产所有权和言论自由。他们的经济计划是一种特殊的中央计划。
我们必须明白：这不是一个世纪前公众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与企业法西斯主义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是一种明显的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极权主义思想，不容易被反对集体所有制的小册子所揭穿。这就是世界经济论坛与旧式社会主义国际组织的不同之处。他们想要私有财产和企业，然而前提是这些财产和企业必须首先服务于精英阶层。
国家机构（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和大公司都从经验中认识到，它们彼此需要，抱团取暖。私人盈利能力在与政治权力的合作中会效果更好，而政治权力在外包给企业时会更加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监管机构和企业人员被俘虏的原因。这是手与手套的关系，而有时谁是手、谁是手套可能令人难以捉摸。它们在一起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总部位于纽约的辉瑞（Pfizer）和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莫德纳（Moderna）这样的跨国制药公司在毁灭世界方面如此有影响力的原因。
可以肯定的是，有一种理解“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的方法，那就是从技术生物法西斯主义的视角。毕竟，纳粹（Nazis）实际上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憎恨旧式列宁主义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转而希望企业、国家、教会和财富实现更普鲁士（Prussian）式的统一。正如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所言：“一切都在国家之内，没有任何东西在国家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反对国家。”再加上大量的技术热情和超人类乌托邦主义，这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意识形态。
正因如此，我担心米莱总统的主要信息并不一定是对那些在场者的无情指责，这与许多人的说法恰恰相反。在场的许多人认为，他们喜欢自由企业。他们只是希望自由企业能达到特定的目标。
可以肯定的是，他说得已经很接近这个想法了：
“我知道，对于许多人而言，西方已经转向社会主义的说法可能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的传统经济定义，即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制度，那才是更荒谬的。在我看来，这个定义应该根据当前的情况进行更新。
“今天，国家不需要直接控制生产资料，就可以控制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印钞、举债、补贴、控制利率、价格控制以及纠正所谓市场失灵的法规等手段，国家可以控制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
“我们就是这样走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通过使用不同的名称或幌子，大多数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很多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无论他们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基督教民主党人、新凯恩斯主义者、进步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还是全球主义者。归根结底，他们之间并无重大分歧。他们都认为，国家应该主导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我个人希望米莱总统能更多地阐述自由理念对医疗自由、大流行病管理、审查制度、教育选择、能源生产、结社自由、自卫权以及人民反对行政国家的权利等问题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美国——以及英联邦国家和整个欧洲——今天面临的主要难题。这是我们时代的主要难题。
按照经典的理解，自由面临着两大威胁，一个来自“左翼”，一个来自“右翼”。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着这两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主义”（statism）这个词可能更能说明真正的问题。国家主义是一种信念，认为拥有资源、权力和所谓智慧的精英应该是社会和经济管理的主要来源。国家主义有多种表现形式：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神权主义、技术官僚式中央计划、原始主义千禧年主义，如此等等。
如果回顾一下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伟大论著《社会主义》（Socialism，1922），就会发现他所触及的远不止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他探讨了法团主义、福利主义、医疗保健再分配主义，以及所有其它形式的统治阶级特权凌驾于普通民众愿望之上的问题。事实上，他的攻击范围出奇地广泛，涵盖了所有形式的国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定义社会主义，那么米莱的抨击是非常正确的。然而我担心的是，这些人很容易对自己说：他说的不是我！
更令人颇感滑稽的是，世界经济论坛试图“有范围地邀请”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政坛人士和知识分子来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的假定是，通过让这些人加入，他们可以避免被批评为制造了一个精英泡沫，然后用福利和特权来奖励他们最大的敌人，从而在未来削弱他们的反对派。他们希望反对派被收编。这才是暗藏心机的智库机构常规的运作方式。
从这次米莱总统和罗伯茨主席的演讲内容来看，这场论坛似乎并没有按原计划进行，但我们将拭目以待。
虽然这次演讲新意颇多令人满意，然而我们要打败眼前的经济敌人，需要的远不止是华丽的辞藻。这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来解构全世界的整个行政国家体系，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现在正高高在上、无意放弃权力的全球主义者。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个进程，要想持之以恒走到最后，需要比打败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更高的思想素质和政治素养。
毕竟，像微软公司（Microsoft）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亚马逊公司（Amazon）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世界经济论坛发起人克劳斯‧施瓦布和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这样的人不是共产主义者。然而他们却是全球行政国家体系的使徒。这是一头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的野兽。它是21世纪的巨型怪物，对西方社会的威胁超过了我们迄今为止所面临的任何事物。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杂志《米塞斯之最》（The Best of Mises）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专栏，并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
原文：Javier Milei on Socialism and Statism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