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困王世充与王世充的求救
620年8月初，李世民率五万大军直趋王世充盘踞的洛阳。8月底，李世民据邙山各峰，立连营坚垒，扼制洛阳城内外交通。同时，其麾下各路唐军进一步攻占洛阳南北的地盘。初秋，唐军攻取洛阳城东约四十公里的战略要地嵩山辕关。唐军连连告捷，一大批先前依附于王世充的地方首领纷纷叛投唐营。到年底，河南中部的地方豪强、统兵将领和绿林首领基本全部转奔唐营。王世充不仅是东面的粮道被有效切断，而且基本失去了全部根据地，只剩下襄阳和徐州两座当时完全孤立的遥远据点。
王世充在洛阳城外与李世民数次交战，均被击败。外有唐军围城，王世充坐困洛阳迟早死路一条。到621年春天，洛阳城居民饱受煎熬，局面甚至比李密围城时还要糟糕：“仓粟日尽，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瓮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饼饵而食之。”
620年底，窦建德听从谋士刘彬之言，答应了王世充的出师援救之请。刘彬指出：李世民进兵洛阳之前，唐得关中、郑得河南、窦夏政权得河北，成三足鼎立之势。然而现如今唐强郑弱，一旦郑亡，夏恐怕难以独存。
621年4月，窦建德才出兵洛阳，史载兵力十万人。夏军沿黄河南岸西进，船只满载粮草一路相随。
随着窦建德大军逼近洛阳，李世民拒绝了放弃围城、退回关中的建议。相反，他留下唐军主力继续围城，自己则亲率一路轻骑赶赴洛阳以东约一百公里的战略要地虎牢关，阻挡窦建德。
4月22日进驻汜水城和关口上方的高丘之后，李世民便拒绝率军出城与夏军大战。占据地利，这便决定了战与不战的主动权掌握在李世民手中。而李世民没有理由冒险当即作出决断，因为每过去一天，饥肠辘辘的洛阳守军就离投降更近一步。
虎牢关之战
窦建德大军在虎牢关以东约十六公里的平原上扎营。夏军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月。窦建德没有试图或北或南绕过虎牢关，也许是因为如此用兵会让军队远离粮船和水道。5月底，唐军统帅李世民一步一步引窦建德到虎牢关前决战。他派骑兵突袭夏军粮道，同时将军队摆在虎牢关，制造出此地守御不严的假象。史料并未言及，李世民为何选择在这一特定时机诱窦建德来战。可能是他认为窦建德部下已士气涣散，更有可能是他不想让送上门来的夏军在洛阳城陷后退回河北。在河南与窦建德一战定乾坤，可以免去唐军日后平定河北的麻烦。我们可以肯定，李世民心中一清二楚：虎牢关前的地形正是夏军潜在的死亡陷阱。
且不管李世民发动此战的原因为何，对手最终如他所愿地咬住了他放出的诱饵。5月28日凌晨，窦建德令夏军大部经平原开赴虎牢关。窦建德大军兵分数路进抵汜水谷地，沿汜水东岸列阵。夏军的战阵北到黄河，南至鹊山（汜水东岸陡崖之高点），长约两到三公里。夏军面前对岸便是汜水城，该城据守着通往虎牢关的狭长山径入口。夏军定然已由此发现，汜水城和城后陡峻高山守御森严，远超此前之所料。
唐军统帅李世民并未立即在汜水对岸与窦建德针锋相对地列阵，而是先坚守阵地。他登上一处高丘观察夏军，然后向诸将解释自己的用兵之策：唐军取守势，按兵不动。敌军列阵久等多时而徒劳无功，饥饿疲惫之下自然开始后退。唐军抓住时机，果断出击，向士气低落、阵列不整的夏军发起猛攻。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言：“必破之矣。”僵局从早上七八点钟夏军首度列阵完毕一直持续到中午，中间双方不时有小股骑兵交锋。夏军将士饥渴倦怠，争相饮水。大批士卒索性在阵列中坐了下来，或者在一片混乱中辗转迟疑。李世民察觉到敌阵散乱不整，于是令三百骑兵沿敌阵疾驰而过，以试探敌军的反应。夏军动摇后退，李世民下令部分骑兵向南机动，再折向东，扑向敌军左翼。左翼暴露在外，威胁不断逼近，窦建德试图将大军从狭窄的汜水谷地撤回到汜水东岸陡崖上的易守难攻之处。但这一举动破坏了夏军的阵列行伍，从而为李世民的第二步进攻提供了战机。李世民亲率一路强大的轻骑，冲过汜水，切入撤退的夏军。唐军主力紧随其后，一波波杀来。混战之中，眼见李世民的堂弟李道玄竟从夏军战阵中杀开一条血路，从阵前直杀到阵后，又从同一条路杀了回来，几番进出。厮杀到尾声时，只见李道玄的甲胄上扎满了箭矢，使他看起来恍如刺猬。大部分传世文献称，李世民率一小队骑兵冲上汜水东岸的陡崖之巅，展开唐军旌旗昭示四方，夏军最终崩溃。唐军侧翼一路从南边赶到，应助了一臂之力。
夏军彻底崩溃。窦建德的三千将士或战死沙场，或命丧追击。据史书记载，另有五万夏军被俘。夏军大部必然沦为唐军的阶下囚，因为逃生之路为汜水东岸的悬崖峭壁所阻。窦建德本人也落入唐军之手。他在战斗中被长矛刺伤，欲借道黄河中一小洲逃命，被两名唐军将领截获。唐军追出十六公里，一直追到夏军营垒。6月3日，窦建德和其他于虎牢关被俘的高官大将一起被押到洛阳城下游行。王世充意识到自己的胜利无望，第二天便投降了。
李世民的用兵方略
李世民在虎牢关取得胜利，其用兵方略与此前战胜薛仁杲、刘武周基本相同。三场大战，李世民都是占据防御要地或立下坚壁营垒，同时遣偏师骚扰敌军或袭敌粮道，避免决战。只有在敌军颓势已显，或敌军因开始后退而暴露弱点之时，他才会动用主力发动猛攻。李世民的目标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击败对手，更是彻底消灭敌人的政权。他的做法是用骑兵穷追不舍，直至大功告成。他亲自排兵布阵的大战，多以此种模式为特点。可以说，此乃李世民的招牌谋略。敌军长途跋涉，与李世民对阵时粮道漫长而脆弱，这往往助了李世民一臂之力。
虽然唐代史书并未明言李世民年少时曾学习古代兵法，但他的用兵风格非合《孙子兵法》的原则。《孙子兵法》的作者似乎深知，拖延和避免一战决胜负，往往是免于顷刻落败的最佳手段，如此便保住了最终获胜的可能性：“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谋略的第二步，是观察机会，等待敌人疲惫懈怠或出现失误，抓住敌人最虚弱的时机，猛烈进攻。“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先胜而后求战。”当然，有意示怯示弱，是希冀诱使敌人放松警惕，从而为决定性的一击创造机会：“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众多军事家都熟稔这些教导，但李世民（假设他真的熟悉）在将这些相当抽象的教条转化为具体的用兵谋略方面，做得比大多数人好得多。
李世民的军事艺术实践，除了精心确保大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条件下进行之外，还有特色鲜明的战术模式。他通常先用步兵或骑兵去攻击和牵制敌人的战阵各部，为总攻铺平道路。总攻即发动骑兵冲锋，从相对狭窄的前沿插入敌军阵列，再从敌阵背后攻击，从而让敌阵彻底崩溃。虎牢关一战，正如我们所见，李世民首先派骑兵南下威胁夏军左翼，然后才率主力大举进攻。细节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模式很少变化。
在李世民的用兵谋略中，有两个要素值得注意。其一，是李世民本人在战场上的角色。虽然李世民用兵极为谨慎，但他在战斗中的个人表现截然相反。626年即皇帝位（并开启治国理政的新气象）之前，李世民每一次身临沙场，都亲率骑兵发动最后的决胜冲锋，并在短兵相接的肉搏厮杀中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虎牢关一战，李世民率轻骑冲向窦建德动摇不定的本阵，然后率领一小队骑兵直接冲过重重敌阵，在敌阵之后的山顶上展开唐军旌旗。李世民晚年称，自己戎马一生，亲手杀敌千余人。李世民在这方面或许有些狂放不羁，但绝非独一无二。李密就曾两度中箭负伤。另有史书记载，义军首领杜伏威曾冲入敌阵，擒获刚刚用箭射中自己的人。窦建德也在虎牢关之战中被长矛刺伤。而613年起兵反叛隋炀帝的高官杨玄感，“骁勇多力，每战亲运长矛，身先士卒”。这一时期的军队统帅都精习箭矢刀矛，一旦亲临沙场，往往身先士卒，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扮演“激励”而不是“协调”的角色。军队统帅若行事不当，则有可能失去部下的忠心。
其二，是骑兵在李世民统兵作战中的作用。在农耕文明的中国，马匹和熟练的骑兵往往供不应求。在大多数隋唐时期的军队中，骑兵数量明显偏少。虽然骑兵数量相对较少，但在中国中古时期的战场上，骑兵通常起着决定性作用。骑兵优越的机动性使之能够机动攻击敌军侧翼或后方，或者快速把握敌军阵列中出现的任何机会。骑兵在高度上有优势，很容易恐吓对方的步兵。骑兵突然一个冲锋就能将对方的步兵吓得惊慌失措，掉头就跑。骑兵更可以冲进密集的步兵方阵，直接穿阵而过。交战之前，需要骑兵实施侦察，袭击敌人的粮草辎重。战斗结束后，骑兵更是有效追击敌人的关键力量。李世民一生所亲历的全部大战，决定性的打击基本都是由骑兵实施的。他亲率一千皂衣玄甲的精锐骑兵，冲锋陷阵时一马当先。与隋朝和更早时期的重甲骑兵相比，李世民和其他唐军将领指挥的骑兵一般被描述为“轻骑”——这意味着骑手仍有甲胄，而战马则无。出现这种变化，可能是由于唐军的前身是隋朝的边军，曾与具有高度机动性的东突厥轻骑兵作战。早在投身于群雄争霸之前，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就从部下骑兵中精选两千人，衣甲战具效法突厥样式，教之以突厥人的方式作战。无论轻骑兵的历史渊源如何，李世民的突袭和追击屡屡得手，都可归功于唐军轻骑兵出色的速度和机动性。
摘自大卫·格拉夫著《中国中古时期的战争：300-900》，刘啸虎译，重庆出版社，202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