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生活四十年，埋首工作和照顾家庭，对社会不同层面的生活形态了解很有限。在我印象中，香港人即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温饱都没有问题。日前读到蔡子强的专栏，标题是“梅花香自苦寒来”，文章写到他最近去探狱中朋友，才知道他们正在捱苦寒。
他提到KM（健民？）曾忆述在狱中捱苦热，可以“心静自然凉”，但对付苦寒完全没有办法，最冷的时候，要将报纸“摄”入裤管内取暖。
这件事令我无法想像，也无法容忍。原来号称文明社会﹑现代大都会的香港，监狱中居然还有这种毫无人性的野蛮制度。这纯粹是对在囚人士的一种集体虐待，不把他们当人看。
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个人类需求的金字塔，最底层是生理需求，往上依次为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认知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直至最高层次的超越需求。可见，生理需求是最低层次的需求，也是人类最不应被剥夺的需求。
生理需求是什么？便是温饱，人的温饱得不到保障，就要受冻馁之苦，可能影响他的健康，甚至有生命危险。
犯人不是低等动物，应得到生而为人的基本待遇。从前香港有太平绅士，定时到监狱巡视，听取犯人的投诉，还可以向政府提出改善建议。长久以来，就没有犯人向太平绅士提出温饱的基本要求，以致这项冷酷的制度至今得不到纠正？
我明白，监狱既然是关人犯的，当然不能提供太舒适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在里面“享福”，但最低限度，他们应该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比如说，没有大鱼大肉，也应该饱肚，没有锦衣毛裘，也应该能抵御风寒。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处罚罪犯，都是以剥夺犯人的自由来惩治他们，根据他们犯罪事实的严重程度，以服刑时间长短分别对待。比如说，打人致伤囚半年，打人致残囚三五年，打人致死囚终生，甚至处死（这是我的猜测，只为反映基本规律)。也就是说，刑期长短本身已充份体现了对他们的处罚。
按理，限制他们的自由，降低他们的生活条件，给他们“闭门思过”的机会，这已经足与他们所犯的罪行相匹配，此外应该提供给囚犯们基本的生活条件，监狱始终不是用来虐待人的地方，至少不能以犯人的饥寒交迫为目的。
政府可以将囚犯的生活条件降到非常低，但至少作为人生存的必要条件的温饱，应该得到保障。炎夏苦热，要花纳税人的钱设置风扇，政府不肯花钱，那没办法，但酷寒的日子，总得让人有足够御寒的衣物来保暖。允许犯人家属送去一般的毛衣棉衲，并不花费政府的一分一毫，为什么政府连这一点最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
有人或许会说，囚犯都是社会渣滓（这是特指刑事犯，政治犯另当别论），他们在社会上作恶，都不讲人性，我们何必和他们讲人性？但囚犯没有人性，难道正常的人，正常的政府都没有人性吗？我们和囚犯的本质区别，恰恰是因为我们有人性。
天下合理的政府，所有政策都应该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没有人性的事，政府不应该做，不管以什么光明正大的理由，政府不应视虐待犯人为赏心乐事。犯了罪接受惩罚虽然应该，但应以基本人性为边界，这正是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本质区别。若监狱无需按人性处事，那何必劳师动众依据法律去审讯定罪，不如一开始就把他们都毙了更省事！
没有人性的监狱，与没有人性的杀人放火者何异？没有人性的政府，与罪犯又有何异？反正都没有人性，五十步笑百步，那么政府的合法性又在哪里？
香港没有死刑，即使犯了重罪的囚犯，也以剥夺他们人身自由为惩罚，他们要与亲人离别，失去无可估量的生命价值，承受身体与精神的长期痛苦。以香港的法治传统，刑事案件的量刑与罪行基本匹配，那么强加给他们受苦热与苦寒的折磨，也已超出惩处的必要，也是判断一个政府是野蛮还是文明的标准。
据说有大陆罪犯很向往香港监狱，因为香港囚犯待遇比大陆好很多，读到蔡子强的文章，我才知道香港监狱和大陆比起来，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或许我少见多怪，或许我同情心泛滥，但一个政府对囚犯无人性，对市民也会无人性，今日无人性，今后每一日也会无人性。
没有人性便没有人性，在哪里都一样，什么时候都一样。李家超张举能要不要去监狱体验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