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中共“十年禁渔”表面上以“绿色、环保、生态”为高调，但是在《鄱阳县志》中却记载着相似的一幕。文化大革命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或许正以一种新的理由，堂而皇之的在众人面前发生着。
2月9日，中共新华社发表文章《除夕贺新春》，文章中谈到一个“祖祖辈辈的打鱼人”黄安邦，原本居住在南洞庭湖一个湖心岛。2021年，中共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开启“十年禁渔”，而黄安邦和其他三千多名渔民的生活因此发生彻底改变。
据中共新华社2021年报道，曾经有渔民写过联名信，直言“十年禁渔”将断了他们的生路。
也有学者发文对十年禁渔的合理性、期限提出质疑，指出“十年禁渔是否会造成鱼类的泛滥？会不会过犹不及？”
著名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曾经指出，完全禁渔的做法对恢复生态环境没有帮助。
他说：“我不赞成禁渔这样的措施。我赞成的是减少捕捉量，但不是禁渔。禁渔不是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办法。因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环境中的一个因子，所以也必须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当中。所以适量的捕捉是必须的，也是对生态环境有益的，绝对的禁捕是无益的。”
原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则指出：“长江禁渔10年和中华鲟的灭绝，都是长江三峡大坝这个祸国殃民的工程，和举办这个祸国殃民工程的不民主的政府所造成的。”
王维洛说：“稀有的特有的鱼类灭绝，大坝是主因，捕捞不是主因。你就是现在禁捕了，都不捕了，过几年我告诉你，我们还能听到这样的消息，长江上的中华鲟灭绝了，长江上的鲍鱼灭绝了。”“因为大坝建了以后，泥沙都留在了水库里面，下来的都是清水，里面没有营养物质，有营养物质的都留在水库里了，所以鱼能够获得的食料就减少了，那自然产量也就会下去。”
那么，中共为何一边大肆破坏生态，一边却又对长江一禁就是十年呢？
2021年1月，大陆《财经》杂志发表文章，问到“十年长江禁捕，三十万（鄱阳湖）渔民何去何从？”
然而这一幕，在文革中也曾出现过，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名义。
据《鄱阳县志》记载，“‘文化大革命’时，农村把以捕鱼为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砍掉。1968年，城镇渔民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全县渔民减为559户，渔业人口减至2431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渔民回来务渔，渔民又增至2482户，11973人。”
在中共“绿色、环保、生态”的各种高调之下，“割资本主义尾巴”或许才是他们不会明说的真相。中共为何总是创造一些新名词，因为这样才能遮人耳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