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聊到自己所在的社会与经济阶层，两种表达同样常见：一些人说，“我只是中产而已”，一些人说，“我应该算是中产吧”。很明显，中产阶级是一个被滥用的范畴，它受用于希望隐身的小布尔乔亚和真正的资本家，也慷慨地包容了摇摇欲坠的阶级流动者。
自我认知为“中产阶级”的人们，可能也更容易接受社会流动性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与才能，人人都需要在开放的竞争中夺得自己的位置。但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学者豪道斯·魏斯认为，“中产阶级”掩盖了资本主义“征召”劳动者为其服务，受其迷惑，以至于无意识地被其剥削的过程。
今天分享新书《我们从未中产过：社会流动性如何误导了我们》第一章的节选。为什么一边是产能过剩，一边是贫穷甚至是对获取的限制？为什么一边有人没日没夜地加班，一边有相似技能的人陷于失业？
我们会发现，“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看似温和的标签，通过将劳动者包装成经济主角，正在成为一种抹除不平等的意识形态。
作者：[以]豪道斯·魏斯
译者：蔡一能
当我们谈论中产阶级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术语的关键部分不在于“阶级”，而在于“中产”。它所引出的是一条逐级展开的光谱，人们在光谱的首尾之间来回移动。中产阶级的“居中”暗示了空间的存在：在社会和经济的意义上，我们相对于地位更低或更高的人群而移动，时而离这群人更近一寸，时而又向另一群人更近一分。它也隐含了时间中的运动，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会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上升或是下降。家族内连续数代的成员也会做相同的事，进一步驱动、延续或是改变我们上升或下降的轨道。我们持续不息的运动显示了不稳定性。中产阶级有时被形容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群体，被触手可及的成功所牵引；有时又被形容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时时陷入对坠落的恐惧。用社会批评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话说，中产阶级是转瞬即逝的，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彰显和维持其社会地位。
和我们谈论中产阶级时强调的“中产”相比，“阶级”一词却被弱化了。事实上，“阶级”被消音的程度之深，已使一些理论家注意到，说起“中产阶级”几乎就像是在说“没有阶级”。他们指出，中产阶级性既未唤起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只需将其与种族、宗教、民族/国家、性别或性取向做个对比），亦未唤起对于同一族类在情感上的忠诚——即便人们承认这一群体的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不同于奴隶与主人、农奴与地主或是更典型的工人与资本家这些对立范畴，中产阶级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对立阶级。相反，中产阶级用一幅彼此分离的众多个体所构成的图景，取代了具有凝聚力与边界性的群体概念。在这幅图景中，每个个体都完整具备着个人的历史、欲望与命运，仿佛任何一种固定的定义都不可能把握住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将如何生活。
更有甚者，最近几十年，我们转而将社会理解为很简单地由中产阶级与其他人群所组成。按照这种理解，“中产阶级”代表了常态：他们是自食其力的个体，以常规的方式前进或是掉队——所谓常规，也就是有条不紊的、独立的和渐进的（除去例外情形），没有巨大的波动。人们认为这种常态反映了投资带来收益、懒惰遭到惩罚的标准性质。在大众的想象中，中产阶级之上悠游着无需努力上升也无坠落之虞的精英；而在中产阶级之下，如果我们将目光限于发达经济体，看到的将是依赖社会福利的下层社会与其他边缘人口；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得更远，看到的将是广大的赤贫者。所有这些人群，与中产阶级与精英相比，似乎都被束缚在悲惨的境地中。
将中产阶级视为关于个体自主的不分阶级的常态，这种想法就是在否认“阶级”背后的含义。它否定了这样一种观念：间接、非个人的力量可能会限制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或是预定我们将拥有何种机会、何种生活质量。和种族、性别和宗教等范畴相比，阶级更强烈地指向了决定我们生活的外部因素。这是因为，社会与经济机会正是阶级概念的题中之义（相反，对于某一种族或性别群体的一员，是特定地方、特定时代的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为其分配了某种命运）。拒绝阶级或者主张中产阶级性（本质上是一回事）就是否弃这样的观念：我们一生中取得成功的机会除了取决于自身的欲望、能力以及尤其重要的努力，还可能由其他因素决定。中产阶级在这条否弃之路上走得很远。
人人皆有成为中产阶级的潜力，这一论断暗示了社会流动——无论上升还是下降——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很难找到“中产阶级”的指示物（referent），正是因为其边界是如此不固定。实际上，只有当中产阶级的边界是不固定的，才能成就上述的社会流动。“中产阶级”代表了一种开放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它向甘愿投入的人不断给出准入的承诺，并向不愿投入的人发出坠落的警告。延迟满足，牺牲部分消费以备将来之需，承担负债资产带来的风险与义务，投资教育、培训、房产、储蓄计划和养老金，这些都是中产阶级跃升和防止坠落的策略。中产阶级性暗示了人人皆可通过努力、行动力与牺牲实现上升，正如人人都会因浮躁、懒惰和胸无远志而走向滑落。它断言了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和机遇的主宰。这一判断同样强有力地适用于我们在朋辈眼中的形象：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在自己身上下了功夫；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大概就没有下这样的功夫，除了自己，怨不得任何人。
如果这就是“中产阶级”的含义，那么它所服务的是何种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着眼于“中产阶级”的头号支持者，包括政客、政策专家、企业、营销公司、开发机构和金融机构——他们一同高唱着道德说教的宣言，称颂中产阶级是民主、进步和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先驱。当他们谋求扩张中产阶级的版图，或是为中产阶级的利益与脆弱性代言时，他们会各自持有大相径庭、有时相互冲突的情感与意图。但有一点他们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都在事实上依附于资本主义（虽然很少承认），这种依附性的最基本因素是，他们都依赖于资本主义的运行才能实现各自的目标。
关于所谓的资产阶级美德（bourgeois virtues），最博学的辩护来自经济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卷帙浩繁的著作。她在中产阶级身上发现了各种美德，从诚实到更丰富的社会生活、情感生活甚至性灵生活，再到多样的身份选择。只要你造访过以夜不闭户为傲的富人区，就知道把特权说成道德是多么令人生厌。然而，像麦克洛斯基这么聪明的人，当她认为诸多美德与实践这些美德所需的大量特权不可分割时，她所秉持的是对资本主义的真诚信仰。她相信，这些禀赋与性情作为经济增长的红利，是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得到的——富有资产阶级美德的人越多，就会有越多人享有更富足的生活，正如据说已经捷足先登的数十亿人那样。
电影《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文艺评论家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将麦克洛斯基笔下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调换为“中产阶级”。他使我们注意到，到十九世纪，由于能够更好地兼容“社会流动”的含义，“中产阶级”一词已经悄然取代了更早、更僵硬的范畴。记住这一点，我们便可理解麦克洛斯基真正想表达的是，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主角，这些角色的优点反映了资本主义本身的优点，他们的快速扩张标志着资本主义财富的扩张。莫莱蒂继而观察到，麦克洛斯基归于中产阶级个体的诚实品质多么完美地对应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机巧：在一个经济体系中，理想型的行动者只需依规则行事来获得报酬，靠钻制度空子是得不到好处的。
从这一洞见出发，要想译解“中产阶级”这一范畴，一个显而易见的切入点就是考察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及其促成的结果。那么，请让我简要勾勒一下资本主义的部分面向，这些面向为身处其中的中产阶级预先描绘了目标。麦克洛斯基拒绝给出关于资本主义的其他定义，而是强调了围绕自利行为的老一套说辞：只要能自由参与健康的竞争，自利行为就会鼓舞进取和事业心，从而推动市场发展，形成巨大的溢出效应——也就是“水涨船高”的著名故事。一个信息量更大的讨论起点是资本主义的如下特质：除个别例外，资本主义所基于的生产过程都是没有中央计划和协调的。不同于另类或早期社会与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活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通常不是按照民主过程或专制法令所确定的部分或所有人的需求，去创造商品和服务；相反，资本主义假定每个人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自会决定每桩事业的成败。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喜欢说，上述成败最终反映了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需求：如果人们没有足够的购买意愿，就不会有商品或服务被生产出来；要是它们被生产出来了，生产者就会关门大吉。人们对货品与服务的渴望向企业主发出了“有利可图”的信号，后者相应地生产出了符合需求的商品。虽然未经协调，但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转在名义上满足了大众需求与欲望。这一推理过程略去不提的是，即便在充足购买力的坚实支撑下，大众需求可以划定任何一个企业主最终的生产界限，这一界限只有在生产成为既定事实后才会显现出来。换言之，在界限划定之前，已经有众多企业主被推向倒闭，已经浪费了大量的过剩商品，而诸多需求却仍未满足。
这里的关键在于，种种负面后果的形成并不是由于生产者未能精确预判需求。实际上，他们恰恰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正是这种逻辑造成了持续性的生产过剩。为了避免被挤出市场，生产者需要比竞争对手生产更多商品，并以更低的价格卖出。这一竞争压力也是驱动企业经营的动力。因此，生产出来的商品并不是为了满足需求或欲望。实际上，他们只是用来在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工具，依靠的是对成本削减的耐受力，对涨价和更新换代的推动力，以及为产品之间的细微区别赋予个人意义、进而诱发需求的能力。由此形成的商品过剩——从不同品牌的生活用品、不同风格的娱乐产品到种类繁多的专业服务——争着让我们掏出钱包。我们经常用不上这些东西，更经常买不起太多东西，无论制造商和零售商多么迫切地想要把它们塞进我们手中。
当生产者们奋力要达到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率，整个生产过程就改变了。新的生产过程吸收了技术革新，加快了产品的供给并使其多样化，同时也使大量工作成为多余，对于每个幸存的雇员则尽可能地压缩其工作量。这就解释了资本主义的活力，只需要越来越少的总体工作时间就能生产经济中过剩的商品。这也解释了以下事实，即当一些人几乎把和亲人见面的时间都悉数投入工作，更多具有相同技能的人却在承受失业、不充分就业和贫困的后果。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放在全球整体中思考，它的一大特质就是这样一种显著差异：一边是数量惊人的物品被生产，再被浪费，另一边则是令人绝望的匮乏和试图挣得基本必需品的普遍挣扎；或者，一边是人们因过劳而不堪重负，另一边则是人们因失业而灰心丧气。
电影《大空头》
为了让生产的车轮持续转动（并持续雇佣工人、金融家、提供机械设备与各类服务的辅助供应商，来促进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那些最初把车轮发动起来的人必须再投资自己的生意，才能不赔掉它。然而，他们也得有机会从生意中获利，才有动力为众多商业尝试付出辛劳、承担风险。因此，经济结构中必须有足够易得且可用的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源，来助推企业，激励工商业不同领域内的竞争。要保证这种可用性，就得不断积累全球剩余。
虽然无生命的系统并无某种主观意图，但就其似乎在持续推进某一目标而言，它又不乏一种内在动力。资本主义累积的过剩之所以被称为剩余（surplus），是因为从全球积累的资本并不能再次投资于造就它的经济活动而得利，或是重新流入造就它的社会、以任何形式为当地人口所享用。生产过剩总是会产生剩余，而将部分剩余据为利润是商业冒险的动力。反过来，人们可以获取、持有的货品与服务必须被限制，从而激发他们为这些东西展开竞争、产生剩余。同理，在利润或收入中，或是在对未来某一时刻利润或收入的预期中，必须体现出足够多的剩余，来促使人们再投资更多生产活动、制造更多商品。
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规则是不受强迫、不通过偷窃，将一件物品自由交换为另一件等值的物品。在自由和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剩余只能通过一种方式产生：使劳动者贡献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大于他们的收入所体现的价值。卡尔·马克思将这种方式称为剥削，因为，即使雇主从一开始就无意伤害任何人，即使雇主和雇员同喜同忧，劳动者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报偿。无论工作是低贱还是崇高，劳动者在参与生产的商品中所贡献的价值都大于他们能用薪水买到的东西的价值。并且，无论他们挣到了什么，哪怕他们挣了很多，都比不上他们对生产的贡献。否则，就没有人会雇佣他们、付他们薪水了。
此外，总体而言（但也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外），工作所得收入都不足以让劳动者最终摆脱工作，否则就没有足够的劳动者来为经济生产剩余了。最后（此处依然存在例外），工作所得收入又得能够满足劳动者及其家人在食品、住所、健康、教育和培训上符合社会一般程度的需求，否则经济结构中的劳动力就无法胜任工作并产生剩余。劳动中未被补偿的价值，以及体现这部分价值的“利润”与“收入”，经过榨取，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但当这种积累被委婉地称为“增长”，背后的榨取环节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为剩余赋予了“进步”的光环，使人们忽视了劳动者在其中承受的代价。
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重塑了整个生产过程，减少了种种壁垒，以免其妨碍、拖累有利可图的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流通。小型产业要么扩张，要么消失。企业主要么通过技术进步节省企业开支，要么就会因产品价高而被淘汰出局。各国经济被（不均衡地）整合进世界市场，从而生存下来；而对相对强大的经济体来说，这一整合过程也是为了和相对弱小的经济体做生意从而获利。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使企业能够更廉价地生产出劳动者拿工钱购买的一切衣、食、住、行等货品与服务。如果劳动者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想要的东西，雇主和客户也可以少付劳动者工资——不论是就名义总价还是相对价值而言。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工作与服务为经济贡献了更多的剩余，因为它们产出的价值大于它们的价格。资本主义由此产生了集中于精英阶层、任其进行再投资的巨额财富，即便这一过程可能是缓慢或间断的。这是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某些地区、某些产业的劳动者或许可以通过成功的政治或个人行动改善其处境，或是赢得喘息之机，但总的来说，工作的价值在降低，就业状况变得越发艰难而脆弱。
如果臣服于资本主义的劳动者能从这一制度中得到的只有榨取剩余的工作，我们很难想象资本主义能够完好无损地一直运行至今，更不用说变得蒸蒸日上。工作不可能永远都是艰苦、报酬过低的，不可能既让劳动者与他们创造的大量财富无缘，又不让他们积蓄不满，以至于不断发起斗争来和资本主义一刀两断，或是用一种更加公平的生产与分配制度来取代它。从历史上看，当然劳动者经常试图这样做，但有些人回避集体斗争。这不仅是因为害怕受到反扑，更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会在反抗中失去些什么。如果劳动者最终能大量积累到他们创造的一部分社会剩余，他们就会面临这一重大考虑因素。
商品和服务往往是复合而成的，他们在不同阶段由众多的人与机器生产、组装、流通，各个阶段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独立。因此，我们很难精确计算一个人对其经手的商品和服务做出了多大贡献，进而对比这些商品的价值与劳动者手中的支票所代表的购买力。通常，我们只会假定雇主或客户支付的是我们所做工作的竞争价值（competitive value）。虽然现实很少如此，至少在理论上，我们无疑拥有为自己的服务开出更高价格的自由，如果对方不买账，我们自可另谋高就。诚然，我们还是有可能意识到共同面临的困难而组织起来，反抗对我们不利的制度。然而，当遵循游戏规则能获得额外的好处，当这些好处的存在与价值独立于我们的工作，当获得这些好处可能使我们在与其他人的竞争中占得先机，当失去这些好处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灾难，我们就有足够好的理由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马克思在其皇皇巨著《资本论》中探讨阶级时，他是在结构的意义上讨论这个范畴，认为它来自生产过程中有无物质资源所有权的群体之区分。在他看来，这一区分产生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支付给工人的越少，越多资源就能以剩余的形式累积起来，被资本收入囊中。反过来，工人的力量越大，就能为自己夺回更多剩余。马克思并没有在其研究中将劳动与资本对应于实际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虽然他对工人的生存状况和阶级政治的形势做了重要思考，但他的研究路径更多是结构性而非历史性的，意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遮蔽的逻辑。不过，如果我们想要采取一条偏重历史性的研究路径，我们将看到，劳动者其实已经被征召进与资本家相关联的议程之中，这一过程掩盖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可以说，这就是“中产阶级”这一范畴所服务的真实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