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俄罗斯律师、著名反对派政治人物、普丁政敌阿历斯·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被曝猝死于狱中，死因不明。纳瓦尔尼之死再次把普丁臭名昭著的恶棍政权推上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
2020年，纳瓦尔尼在从（俄国）托木斯克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遭人下毒（后被证实是一种神经毒剂，是苏联和俄国特工常用的毒剂），飞机紧急迫停在（俄国）鄂木斯克，纳瓦尔尼旋即被送往医院抢救。两天后，纳瓦尔尼又被紧急送往德国柏林抢救。
俄国检方不但拒绝立案调查，还否认该案有犯罪迹象，克里姆林宫也一样矢口否认参与下毒。但是几乎所有指控都对准克里姆林宫，因为这种神经毒剂曾经多次被苏联和俄国特工用于暗杀活动。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流亡英国的前俄国双重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Sergei Skripal）及其女儿就曾遭同一种神经毒剂下毒，并且险些丧命。
普丁从政20多年里，涉嫌对数百名记者、律师、富豪、政敌、批评者离奇惨死负有主要责任，甚至曾经的亲密盟友也难逃一死（2023年瓦格纳雇佣军头目集体坠机惨死，也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在幕后主使）。其中维基百科上列举出来死于俄国且死因可疑的新闻工作人员，仅在普丁时代就有接近200人，这些还只是不完全统计。
纳瓦尔尼在明知被下毒暗杀的情况下，在2021年康复后，却毅然决然回到俄罗斯，然后被监禁至死。人们无法理解其中动机，更何况这不是他第一次险遭暗杀。
一直有人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似乎有一种奇怪的俄罗斯情结。也许沙俄时代知识分子确实有一些“忏悔精神”，最突出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一代人。但是到苏俄时代，传统知识分子或者沦为权力附庸，或者流亡，或者像《齐瓦哥医生》的作者鲍里斯·巴斯特纳克（Boris Pasternak）那样忍辱偷生。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尤其近代，在很受人尊敬的情况下，会被冠以有“士大夫精神”的尊号，尽管古代很像李卓吾那样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纯属凤毛麟角。俄国知识分子的“忏悔精神”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大夫精神”，也许有一星半点的相似之处。但俄国知识分子似乎总体人格更独立一些，但同时对大国家，对土地、人民和风物充满依恋。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不一定有“士大夫精神”，但就像俄国知识分子对大俄罗斯念念不忘一样，他们对儒家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也念念不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更加依附于权力来维持自身道德准则和实现政治理想。
纳瓦尔尼回归俄罗斯，跟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从苏联流亡出来，可能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的大俄罗斯理想需要创造一种殉道精神。索尔仁尼琴塑造一种精神受难，纳瓦尔尼则选择从容赴死——据网上流传出来的影片显示，纳瓦尔尼在接受一段采访时表示，自己会坦然面对可能遭遇的不测。
纳瓦尔尼的“殉道者精神”固然令人肃然起敬，这也是他的横死引起欧美各国群起响应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利用这个时机，在宣传声势上打击普丁政权，确有一定效果。但是这样的打击，远不如实实在在支援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导致普丁最终下台或暴死。
纳瓦尔尼自身的争议性，似乎被现在人忘干净了。利用这个档口来攻击克里姆林宫固然有用，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神化纳瓦尔尼和其他前仆后继的“纳瓦尔尼”。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纳瓦尔尼跟索尔仁尼琴一样，是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和大俄罗斯主义者。支持普丁和反对普丁的都是同一种思想和理念，甚至普丁本人也是这种理念的化身。
《纽约客》2021年2月发文称，纳瓦尔尼是个超级民族主义狂（ultranationalist），其部分观念不但令人难以忍受，甚至还可能十分危险。对待纳瓦尔尼，一种比较可取的态度是尊敬他，但是不要认同他。当然过度拔高他，将之英雄化也是不恰当的。同一篇文章还提到，西方媒体和记者曾多次警示公众，不可将纳瓦尔尼捧得太高。纽约大学的俄罗斯专家爱略特·博冷斯坦（Eliot Borenstein）还曾警告说：（纳瓦尔尼）他不是纳尔逊·曼德拉，而是昂山素季。
纽约城市大学俄裔美国学者玛莎·吉森（Masha Gessen）也是著名的普丁批评者，她也注意到纳瓦尔尼还曾鼓吹以反法西斯名义，驱逐俄国境内高加索、乔治亚和中亚移民。此外，纳瓦尔尼也参与过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组织的游行活动。对于俄国侵占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纳瓦尔尼持既批评又支持的奇怪态度：批评侵略，但是不支持归还克里米亚给乌克兰。
半岛电视台还注意到，纳瓦尔尼曾跟俄国小说家扎哈尔·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一起创办过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后者还在乌克兰东部加入亲俄主义势力并对乌克兰作战。2022年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扎哈尔·普里列平不但极力为俄罗斯辩护，还支持跟踪和骚扰持反战立场的文艺界人士。
欧洲新闻台（Euronews）还提到2008年俄国入侵乔治亚（即格鲁吉亚）期间，乔治亚人感觉受到了背叛，因为纳瓦尔尼支持普丁的侵略行动。
纳瓦尔尼是对抗俄国系统性腐败的重要人物，但是用极端民族主义来反抗极端民族主义无异于抱薪救火。假如纳瓦尔尼代替普丁，当选俄罗斯总统，俄国是不是就会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呢？纳瓦尔尼会不会遭遇昂山素季一样的困境呢？
客观来说，“昂山素季现象”并不见得一定就是其本人的错。即使纳瓦尔尼成为“昂山素季”第二，也不等于纳瓦尔尼真的变质了。而人的政治立场是可能发生转变的，纳瓦尔尼以前参与过极端民族主义活动，也并不等于他一定会在掌权后，从亲民主转向背叛民主。但是俄罗斯和缅甸的政治漩涡，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没有理想主义者能够独善其身。即使像锺南山这种在SARS期间以对抗体制起家，后来被体制招安，转而成为体制和为体制辩护的小人物，也难以对抗专制体制的漩涡跟洪流，尤其是对于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尤其如此。要指望孤胆英雄以一己之力来改变现状，不但不可能，而且就是政治幼稚。
世界上成功的民主转型，通常不是孤胆英雄造就的，而是通过一整代人、甚至好几代人连续不断地努力来实现的。依纳瓦尔尼的复杂个性，很难说是个可靠的孤胆英雄。即便如此，他慷慨赴死的决心依然令人钦佩。在如今万马齐喑的俄国，尤其难能可贵。但是我们需要清醒，不可盲目推进造神运动。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不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