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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菁:共党“兵运”第一人被审查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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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靖任秋经陈子坚介绍到位于西安的杨虎城潼关行营参谋处任中校参谋,兼情报科长。同年10月,参谋处派靖任秋随孙蔚如进甘肃“戡乱”,他与孙蔚如相熟。1932年夏天,孙蔚如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内容为:在鄂豫皖剿共中,查获有关共党靖任秋的文件,据查靖某在你部队中。他要求孙蔚如将靖任秋“立即逮捕,限十日内就地处决,呈复”。但孙蔚如派秘书将电报给靖任秋看了,并让其赶快逃走。

中共特务无孔不入

很多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为中共窃取情报或搞统战工作的人,在中共建政后的历次运动中都命运多舛。被誉为中共“兵运”第一人的靖任秋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共建政后竟然被审查了16年,更奇葩的是他在审查中反复回忆写就的交待材料,为了自证清白而不得不详细到细枝末节,以致于几乎不用修改就可以当回忆录出版。

靖任秋生于1905年,江苏徐州人,1925年在南京东南大学当旁听生期间加入中共,1926年受中共指派加入国民党,并进入黄埔军校四期,曾担任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党务股长兼特别党部主任委员。

由于在苏共的授意和操作下,大批共产党人混入国民党内,意图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从而导致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四一二”反共清党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和平分共”行动。因靖任秋之前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活动太暴露,所以当清党开始时,中共通知他离开。

靖任秋后来参加了意在武装夺取国民政府政权的南昌暴动,暴动失败后,他潜回上海。并自1928年加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共特科工作。当时中共号召党员各自到社会上找关系、找职业,因为单靠共党接济没法生活,更何况多数情况下找不到中共组织,靖任秋就记得在1928年、1929年过年时都没有饭吃,有时在外地住在旅馆中都没钱结账。

接近国军高层施加共党影响

1931年,靖任秋经陈子坚介绍到位于西安杨虎城潼关行营参谋处任中校参谋,兼情报科长。同年10月,参谋处派靖任秋随孙蔚如进甘肃“戡乱”,他与孙蔚如相熟。1932年夏天,孙蔚如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内容为:在鄂豫皖剿共中,查获有关共党靖任秋的文件,据查靖某在你部队中。他要求孙蔚如将靖任秋“立即逮捕,限十日内就地处决,呈复”。但孙蔚如派秘书将电报给靖任秋看了,并让其赶快逃走。

受到蒋介石缉捕的靖任秋又经人介绍辗转来到山西晋城孙殿英处。交谈中发现靖任秋对西北的情况较熟悉,孙殿英因此挽留他。当时已无处可去的靖任秋当然愿意留下来,在向孙殿英说明他被蒋介石缉捕的情况后,孙殿英仍痛快地说:“你放心,不要说蒋介石打电报来,就是他把电台搬来,我们也不管他。”

靖任秋留在孙殿英身边后,得到周恩来的指令,让他争取让孙殿英能跟八路军建立良好的关系。后来,靖任秋曾安排孙殿英和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的会面,使孙殿英和八路军建立了关系,以至后来八路军可穿过孙殿英的驻防地去采办一些军工器材和医药卫生材料,八路军还曾在1940年冬季送给孙殿英部队全军棉衣等。

因此当年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评价说:“党中央认为,国民党军和八路军的统战关系,从全国说孙(殿英)部是最好的。”

靖任秋还在孙殿英部队做了一些亲共工作,其中之一就是1938年借孙殿英让他办教导大队为部队培养骨干之机将教导大队办成了中共的后备干部培养基地。靖任秋从招生到选择教师,都私自纳入了很多中共的人,几乎将教导大队办成了准共产党部队,因此引起了其他军阀和国民政府的注意。

此外,靖任秋在中共对朱怀冰的战斗中,坚决执行了中共的指令,就是让孙殿英袖手旁观。因此当战斗打响后,朱怀冰部队开始向孙殿英驻防地撤退。正在孙殿英不知如何处理之时,靖任秋乘机建议:你留在这里不好处理,不如你躲开这个地方,我来应付这个局面。

靖任秋的建议是有备而来,而孙殿英却在情急之下,未及细琢磨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带着卫队离开了,并让附近的队伍听靖任秋指挥。靖任秋于是下令,要求各部队关门不出。这样没有得到增援的朱怀冰部队就被共军击溃了,后来,靖任秋还把朱部留下的100挺新机枪送给了八路军。

几件事情发生之后,孙殿英受到了多方质疑,说他养了很多共产党。使孙殿英将靖任秋看成了烫手的山芋,因当时孙殿英部队归戴笠领导,因此,孙让靖任秋到重庆去参加中央训练团,一方面是让他离开自己的部队,另一方面是对重庆和戴笠表明态度,把靖任秋这个人交给重庆。

靖任秋在重庆见到了戴笠,并由戴笠引见他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没有介怀靖任秋曾是共产党身份,自己还发出手谕要对他就地正法的过往。但靖任秋在汇报工作时,一提到共产党,蒋介石马上就发现了他的立场有问题,蒋介石并没有把他抓起来,反而给他批了2000块钱路费结束了谈话。

中训团培训结束后,靖任秋还到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尽管他明确告诉周恩来,自己的亲共面目已经暴露,早已引起了孙殿英和国民政府的注意,这次在重庆也没有缓和好跟戴笠和蒋介石的关系,孙殿英已经发电报不让他回部队了。

但周恩来却不同意他要求去延安的请求,反而要求他继续回到孙殿英处。他也只得硬着头皮往回走,路上他多次给孙殿英发电报说明要回去的意图,但却屡遭孙殿英的拒绝。加之他给孙殿英部的其他人写信时发了牢骚,导致孙勃然大怒,向一战区控告靖任秋犯有“原有共产嫌疑”、“畏缩不前”、“鼓动军队”等罪名,1941年8月靖任秋被捕。

靖任秋1942年初被关入西安长安县道峪村监狱,1943年越狱逃走。

在国军高层从事统战工作

1944年,靖任秋越狱回到家乡,又怕给家人带来麻烦。无处可去之下,从报纸上得知有个熟人王道在山东当“山东灭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师第八旅”的旅长,是听命于日本人的伪军,因此去投奔王道。

他开始做王道的工作,策动王道转投共产党。1944年7月21日,王道部队1600多人投奔了中共,当年8月《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都刊登了王道投奔中共的消息。王道是在抗日战争中,伪军第一个投共的,造成了很大影响。

王天祥原是孙殿英部下,之前靖任秋与他关系还行,王天祥当时从孙殿英部带一团人跑到铁路以东做了伪军,靖任秋找到他策动他投共,1945年1月16日,王天祥部投共,任旅长。

在国军对共军的围剿战役中,有国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靖任秋接受了策动高树勋新八军叛降的任务。刘伯承告诉靖任秋,毛泽东曾说,这仗如果打不好,共产党军队就又要再进山。

靖任秋和参谋长李达利用之前与高树勋的旧日关系,百般劝说,挑拨高树勋与蒋介石的关系,用中共那套说辞说服他叛投共军。高树勋再三考虑后同意了,但条件是要让与之一起征共的另外两个军退回驻地,并要求叛投到中共后,要与刘伯承、邓小平平列。但后来这两个条件中共都没有做到。

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所属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前线通电叛降。1945年底,毛泽东指示要在国军内部开展“高树勋运动”。

后高树勋部队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靖任秋调任第二军任副军长。但奉行怀疑一切的中共对国军叛降军队向来是不信任的。1947年秋,靖任秋接到军区副司令滕代远指示:高部有不轨活动,命令解决高树勋部,当时靖任秋所在的第二军的营级以下的干部已经基本上都换了人,“我采取召集各师团长开会的办法,在他们全部到会以后,用军部警卫部队将其包围、扣留,全军一枪未放,完全解决了。”

靖任秋还参与了策动廖运周在淮海战役的叛降,其实廖运周本人早就是中共党员,他带部队叛降的条件就是要求中共恢复其党员身份。

靖任秋通过做上层关系,成功策动四次重要的投共活动,动摇了国军的军心,为中共篡政立下了功劳,被称为“兵运”专家。

回到中共队伍中被长期反复审查

靖任秋从西安监狱逃出来,到达晋冀鲁豫共军地盘时,虽然周恩来从延安发来电报为他的组织关系做了证明,但仍被党组织怀疑。当时竟然专门成立了一个党小组,与他一起过组织生活,但这个组织生活却是假的,是仿真的,目的是考察他是否是中共所谓的叛徒。对他的工作安排也是毫无实权、无法接近党内机密的闲职,最开始在边区参议院,后来才到边区中央局敌工部。

中共建政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1951年潘汉年事件后,大批原来受中共派遣在国民党政府从事间谍工作的“地下党员”被波及到,靖任秋也由此进入了被审查,自1952年起,对他的审查长达十年之久,直到1962年,周恩来为其做了肯定的结论后才结束。

文革开始后,1967年,他被说成是大叛徒大特务,市里成立了一个庞大的专案组,专门对他进行隔离审查。期间,他一个人被关在小屋内,吃饭是通过一个小窗口递进去,大小便在里面,一天放风两次,与监狱无异,这样被关了5年才放出来。比在国民党监狱呆的时间还要长。

专案组对于他写的交待材料中任何蛛丝马迹都不放过,对所有可能引起怀疑的人与事都穷追不舍,并要求靖任秋反复交待一些细枝末节,力求从中找出问题和矛盾。就这样,靖任秋不得不反复回忆,并不厌其烦地把时间、地点以及当事人的情况、线索写得一清二楚。同时为了验证靖任秋“交待材料”的真伪,专案组不惜血本,在茫茫人海中查找人证,不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不论职位高的还是低的,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被找到。

被中共内部审查长达16年,写出的交待材料多达十余万字,靖任秋的后人根据他写的交待材料,出版了其回忆录《纵横龙潭虎穴间》。

结语

中共惯于运用大量的间谍特务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搞情报、搞统战,这些工作为其最终窃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这些人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共的真正信任,而是被中共翻来覆去的审查。靖任秋在做“兵运”工作时代表中共欺骗了高树勋,而他自己也成为了被中共利用后又抛弃的一粒棋子。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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