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袁迪新
1945年，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正是举国欢庆的时候，段昌义却听说了袁迪新被在美国的丈夫抛弃的消息，立刻向部队请了假，风尘仆仆地赶到重庆，要将袁迪新母子三人带走。
曾经，段昌义和袁迪新是一对恋人，算得上青梅竹马。袁迪新母亲是段祺瑞的三女儿，20岁时嫁给了袁世凯的侄孙子袁家鼐。
袁迪新小时候，有好几年时间，曾随母亲段式巽（xùn）一同住在外公段祺瑞家。
那是天津日租界内一处很大的宅院，有前楼、后楼、侧楼、球场、花园。前楼与后楼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厨房。段式巽是段家最受宠爱的三小姐，所以段祺瑞把女儿一家安排在前楼，和自己住在一起，还给外孙女袁迪新请了家庭教师，袁迪新的小学就是在外公家读的。每天下学后，袁迪新会去看看外公，陪他说说话，外公会问，今天学了什么新知识呢？袁迪新只要汇报说今天功课做得很好，就会得到一块钱的奖励。
袁迪新在外公家时，和舅舅段宏业家的表哥段昌义很亲近。
段昌义和段家并没有血缘关系，他是段宏业的二姨太姐姐的孩子，二姨太的姐姐后来跟一个德国人出国了，就把孩子送给了妹妹，这么一看，也算是段宏业的养子吧。
段昌义很喜欢比他小10岁的小表妹，两人很谈得来，感情上要超过其他的表兄妹。后来段昌义考上了南开大学，袁迪新在北京读贝满女中，两人书信频繁，几乎每天都有情书往来。再后来袁迪新跟父母去了上海，两人依旧鱼雁传书。
这段感情，段式巽一直看在眼里，觉得并无不妥，所以从未反对女儿和段昌义交往，甚至还当面答应要把女儿许配给段昌义。
然而有一天，段式巽把女儿叫到身旁，告诉她已经替她订下了一门亲事。
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那时，袁迪新刚刚考入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人生的梦想才刚刚展开。
这门亲事是段式巽在麻将桌上敲定的。男方的母亲外号叫观音，长得很漂亮。虽说家道中落，算不得门当户对，但段式巽很喜欢观音，还和她结拜成了干姐妹。
段式巽从小就被父亲段祺瑞宠坏了，任性泼辣，一意孤行，她决定了的事，无人能改。有次为了一碟小菜没炒好，她居然跑到厨房去煽了厨师一耳光。丈夫袁家鼐在她面前犹如光绪见了慈禧，只能服从。她只生育了一个女儿，想过继一个儿子，但又不明说，却趁一家人聚会时，把她大姐夫的一个孩子说好领回家玩几天。等到人家上门来接孩子，她竟然坚决不放孩子回家，还威胁人家说：“你们要把孩子抱回去，除非先拿枪把我打死！”结果人家只好忍痛放弃孩子。
段祺瑞晚年病重，药石无灵，有中医说用亲人身上的肉做药引子可以治病。段式巽听罢立即从腿上剜下一块肉来，给老父亲做了药引子，看得家里人目瞪口呆。
对于女儿的婚事，她一言九鼎，不容更改。只是苦了袁迪新了，她刚20岁，正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念书，只读了两年就不让读了。
段昌义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匆匆地跑到上海想见袁迪新，被段式巽一口拒绝。伤心之余，段昌义跑到中央军校当兵去了。
袁迪新无力反抗母亲意志，只能屈从。就这样，20岁的袁迪新和大她10岁的陌生男子徐某结了婚。段式巽给了女儿1万大洋作为嫁妆，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数字。非但如此，段式巽“还给对方家里所有的孩子一人做了一件皮衣，要裘皮还是白狐，随便他们挑选。”
结婚后，丈夫并未像母亲说的那样，懂得心疼老婆，反倒是很懂得如何算计袁迪新带来的钞票。更让袁迪新失望的是，大她10岁的丈夫，简直像个长辈，整天板着个脸，动不动就训斥她，让她很不舒服。当时正值抗战，为躲避战乱，袁迪新跟随丈夫从贵阳、昆明辗转桂林，最后来到重庆。这期间他们有了两个孩子，因为常跑警报，女儿都是在桂林的防空洞里出生的。
有一天，丈夫徐某突然提出，他想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对此，袁迪新非常支持，拿出所有家当、首饰给了徐某。没想到徐某竟然丢下袁迪新和儿女，一个人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直到抗战胜利，袁迪新才收到了丈夫的一封来信，原本以为是报平安的家书，拆开一看，却是一张要求离婚的协议书。
这种出乎意料的打击，让袁迪新“感觉天要塌下来一样”。她回忆说：“那时在国内，离婚是天大的事情，为了让丈夫回心转意，我住进了公婆家，伺候他们一家老小。”但袁迪新并未因此感动丈夫，最终，她只能无奈地选择签字离婚。
段昌义听说了袁迪新的遭遇后，风尘仆仆地赶来见她，并提出要带她离开伤心之地，包括两个孩子也一起带走。在旁人眼里看来，段昌义真的是有情有义。照理，已经没有了母亲的阻挠，双方完全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袁迪新却拒绝了段昌义，她觉得自己是个离婚的女人，配不上他。
段昌义的戎装照
最终，无法说服袁迪新的段昌义，只好伤心欲绝地走了。他后来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来。
离婚后的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袁迪新一个人的肩上。她带着儿女去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手中的钱要么被合伙做生意的人给骗了，要么就是打牌输光了。”袁迪新看在眼里，只能干着急。
1946年下半年，袁迪新来到北平寻找工作，在调解国共内战的北平军调部新闻处担任翻译。当时军调部的三方代表是：共产党的叶剑英、国民党的蔡文治、美国人马丁。袁迪新负责跟随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蔡文治，蔡当时是国民党内最年轻的将军，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袁迪新的工作是把中文的新闻稿以最快速度译成英文，供外国记者取用。
当时新闻处的翻译只有三人，两女一男。袁迪新从小在家时就跟家庭教师学习英语，中学和大学读的都是教会学校，英语基础扎实，所以文件到了她手里，很快就能处理完毕。
因为工作积极认真，待人热情，长得又漂亮，在那种政治气氛很紧张的地方，愈发引人注目。新闻处为了联络各方人士，每个周末都会在北京饭店举行舞会，袁迪新就成了很受欢迎的舞伴。叶剑英多次邀请她一起跳舞，称赞她说：“袁小姐，你很漂亮！”蔡文治也多次请她步入舞池，共舞翩翩。
在军调部工作了6个月后，随着谈判失败，机构解散，袁迪新又回到了上海。
从北平回来后，袁迪新选择了到学校教书，先后在延安中学、广中中学担任英语教师。1950年她和一位中国银行的职员吴绍球结婚，又生育了两儿两女。对于这门婚事，段式巽坚决反对，但袁迪新第一次没有屈从母亲，她变卖了自己唯一的首饰，与自己选择的男人结婚成家。
文革来临，袁迪新因出身豪门，被造反派无休止地批斗。她在北平军调部的经历，也被翻了出来。造反派说她是美国特务，逼她交代跟王光美的关系，大会斗，小会批。其实她跟王光美根本没来往，她只是一个翻译而已，造反派却为此跑到北京、南京大搞外调，逼她认罪。火药味很浓时，造反派气得拍桌子，她也拍桌子。她算是老运动员了，每次运动，她都难逃厄运，胆子也练大了。有段时间，她被下放到安徽农村接受改造，回到上海后又参加了崇明围垦。
这些她都熬过来了。她教书期间，因基础扎实，口语流畅，很受学生欢迎，多次被安排公开教学。直到1979年方才退休，又先后被邀请到上海大学、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校教授英语。76岁以后，因腿脚不便，这才辞去学校的邀请，在家个别辅导学生。如是几年下来，眼睛出现了问题，从此彻底退了下来，安度晚年。
此时的袁迪新和两个儿子一起生活，住在上海虹口区东江湾路一栋老宿舍楼里，家中的两间卧室，两个儿子一家住一间，袁迪新睡在客厅。这样的生活虽然清贫，但袁迪新却感到满足。她唯一的遗憾，“是年轻时，没有得到自己的爱情。”
前些年，两岸三通，有亲戚从台湾来大陆，对袁迪新说：“段昌义好可怜，他到很晚才结婚，他一直惦记着你……”
这男人啊，有时候比女人还要痴情。
2024-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