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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丛:为什么中国没有像纳瓦尔尼这样的反对党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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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2024年2月21日,在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门前,雨点滴落在簇拥于花丛中的纳瓦尔尼画像上。

译者:Erin Zhang

这位颇受欢迎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已经死在狱中,但即便是以他悲惨的职业生涯来说,这在中国也是不可能的。

俄罗斯民主活动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最近去世,令世界各地的关注者感到震惊和悲伤。在中国,尽管政府宣传将纳瓦尔尼描绘成一名拥护极端主义的罪犯,但在该国受到严格审查的互联网上,许多人都被他的远见、信念和勇气深深感动。“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英雄。他们愿意为了人民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位中国网友写道。

也有人感叹,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英雄。在纳瓦尔尼于莫斯科法庭发表演讲的帖子下,另一位网友评论说,“至少他可以讲出自己的话”,并指出 中共当局绝不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在法庭听证会上自由发言并向公众分享他们未经审查的言论。

中国确实缺乏一些使纳瓦尔尼成为俄罗斯传奇人物的条件。低估纳瓦尔尼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非凡聪明才智、能力和勇气,或者贬低他的对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极度残忍、复仇心和无耻,当然是错误的。然而,两个政权的镇压制度之间存在显着差异。

自由之家在2023年全球评估中将俄罗斯和中国评为“不自由”。在分析特定国家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世界自由度》报告中,俄罗斯总共获得16分,而中国获得9分,接近该报告100分制的最低分。近年来,两国的情况都在恶化。以2015年为例,俄罗斯和中国分别获得23分和17分。在最新一期评估全球互联网自由度的《网络自由》中,俄罗斯得分为21分,而中国得分为9分,同样是满分100分。

在俄罗斯,纳瓦尔尼在2010年代成为反政府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后,声名鹊起。他成立了一个由私人捐款支持的反腐败基金会,通过该基金会发表了对俄罗斯高级官员涉嫌腐败的调查结果。纳瓦尔尼曾于2013年竞选莫斯科市长,并于2018年竞选总统,但均未成功。他因捏造的刑事定罪而被排除在2018年投票之外。他早年时期通过呼吁俄罗斯民族主义来赢得民众的支持。他总是充满魅力且机智,在他的 YouTube和 Telegram频道上聚集了数百万粉丝。即使在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入狱的最后几年,纳瓦尔尼仍继续通过他的律师与公众沟通,向公众展示他坚不可摧的精神,而律师也获得了一定的与他接触的机会。

鉴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机构的全面渗透;安全机构的庞大和无处不在;社区和工作场所中存在的线人;未经授权的私人捐款;完全不透明的刑事司法系统;多党选举的外在形式的缺乏等因素,上述活动在中国都不可行。最重要的是,中共优先镇压任何可能增强抗议运动能力的结社。

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任何接近纳瓦尔尼强大互联网影响力的事物都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早期希望互联网的到来能够解放国家,但中共还是成功地“把果冻钉在墙上”,创造了一个温和版本的互联网。反政府内容几乎一出现就被压制。主要的国际社交媒体和消息平台均在该国被禁止。国内平台虽然非常方便、娱乐,但审查也很严格。

近年来,不断发展的数字监控让人们更难逃脱中共的监视。公民通过口袋里的手机、面部识别摄像头和街上的车牌阅读器受到监控,或者对他们使用的每项服务进行实名登记。中国各地警方正在部署技术,据称可以利用大海量监控数据来预测不受欢迎的行为,并在其发生之前阻止它们。

在中国,最接近纳瓦尔尼的人可能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他于2017年在国家拘留期间死于肝癌。刘晓波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也是1989年民主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因他曾多次以和平方式反对中共的独裁统治被监禁了三次。

尽管刘晓波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并在获得诺贝尔奖后获得国际认可,但中国境内的大多数人可能——而且仍然——不知道他是谁。在群众动员方面,刘最好的成就是《零八宪章》的发起,这是他于2008年与人共同撰写的一份民主宣言,并在网上得到了数千名支持者的签名。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并开始进一步收紧对异见的控制之前。

由于中共对任何政治组织的无情镇压,现在出现的令人敬畏的反抗行动大多是由以前没有公众形象的个人所实施的完全出乎意料的行为。2022年10月,当中国仍处于严厉的COVID-19封锁之下时,一名男子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座桥上展开两幅横幅,呼吁结束“零新冠”政策,并要求“国贼”习近平下台。当局迅速拘留了这名网友认为名为彭立发的抗议者,并采取行动审查所有与该事件有关的内容。彭的下落仍然不明。

尽管如此,有关彭英勇行为的一些图片一度逃脱了审查。一个月后,它们帮助激励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抗议者谴责 COVID-19的限制。这场全国性的“白纸”抗议运动被认为是自1989年天安门示威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中共政权或许暂时阻止了像纳瓦尔尼这样的中国人的崛起,但缺乏知名领导人并不能浇灭普通民众对自由与生俱来的向往。只要这种自由还在被剥夺,中国公众就会感到沮丧,并渴望寻找不太可能的英雄。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The Diplomat/议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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