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资本论》揭示的美好生活，来自于“现实的劳动人”在劳动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和完成自我，解放自资本家的剥削与异化的过程。《资本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步调，工人阶级无暇吃饭和照顾家人，剥夺工时与重劳动的工作强度，体现工业革命早期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无论是透过马克思或是列宁的途径，应当是借由无产阶级之创造出一个美好生活，或者被称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这原先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等西方先哲的理想。
从去年底以来，中国发布的法令以及对外国单位或个人的安全行动，伴随著外资骤减、股市资金出走，以及领事馆关闭，更衬托出正在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和“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空气不在于关注经济成长，或是实现劳动人的美好生活。现实上中国作为名义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美好生活的诠释，已明确地反映在中国政府告中出现29次，遍及经济到外交各个主要领域的措辞──“安全”。
“两会”之前安全团队先行
原先预定要在上述“两会”之前举行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并未举行，作为领导高层之间的会前会连形式都不存在，“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至此几乎完成实践。根据中共党章，“中全会”至少一年召开一次，2022年的第一次“中全会”将胡春华剔除接班梯队，团派与胡锦涛的影响力大减。另一方面，掌管政治局常务工作的书记处的七人当中有三人属于政法系统，分别是国安系统的政法委陈文清、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国金，与公安部长王小洪，三人都是警察背景出身，“安全”作为中共党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已不言而喻。
2023年的第二次“中全会”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重组科学技术部的同时，设立中央科技委员会。今年2月，中共政治局的集体学习进一步提出“新质生产力”，以人工智能和量子运算等先进科技为生产力的生产方式。从理论到政府职能的调整，都是为因应美中科技战进行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实现从上而下掌握关键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源，进一步抓紧经济与科技的安全。
原先预定招开的第三次“中全会”，是为处理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政策，而今却省却程序直接进入“两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205人以及“两会”的职能，默默地由中央书记处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所取代，蔡奇的地位较以往的书记处书记和办公厅主任更为重要，问责（accountability）与询问的对象也只需面对“一尊”，地位甚至凌驾居于国务院总理李强。
收敛权力政治安全优先
相较于类似“内廷”机能的中央书记处与办公厅，作为“外廷”的国务院职能已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李强虽然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今日的总理已是建国以来最低。第二次“中全会”以中央金融委员会作为顶层设计，取代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国务院只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级别负责执行金融政策，其他较重要的部委为民政部、商务部、财政部与发改委。
自李鹏以来的总理记者会传统，因为总理职权大不如前与也不可抢锋芒而向公众而取消，另行以部长记者会就分项工作对外说明，相当于将总理的职能虚级化。种种收敛国务院权力的举措，类似于明朝初年废除中书省集中皇权，将政府职能大权集中于一党一人，实现政治安全的最优先目标。
会期之前国家安全法律先行
同样基于安全的考量，“国家安全保密法”的横空出世也同步牵动其他同时期出台的法规，以安全为目的凌驾于其他社会功能的正常运作。像是“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为实现实名本人领取物件，冻结物流业者“寄货驿站”的功能导致快递业陷入瘫痪。“民营经济促进法”看似要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却是在即有的“公司法”之外设计一套监管制度，使得国企与民企在同样标准的“硬实措”上实现合规，减少外资与国际事件对市场资金的影响，完成“民企姓党”的最后一哩路。
2024《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内容也围绕著安全为主题，今年中国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将高达一万亿元，专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而且后续几年还会持续发行高额国债。经济方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构，包括粮食生产收储加工体系、推进国家水网建设、能源资源安全保障，不乏提升基础设施韧性。报告行文至最末，仍是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名为政府施政报告却更像是一份国家安全报告。最末一段章节强调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建构，以及对外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仍反复强调安全的重要性。至于俄乌战争和以阿冲突的地缘政治事件，以及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在报告中则是只字不提。
面对两岸关系互动停滞，报告书仍旧依循“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行文中强调两岸和平融合，没有完整提到“和平统一”并不表示放弃此一目标，而是保留面对美中关系的弹性空间。北京坚持的“一国两制”与“九二共识”仍是不动如山的底线，而两岸关系的融合发展只是战术层次的论述，目的是要解决两岸互动停滞和中国认定的“外国势力介入”，和平与否取决于中国主观的安全感。
面对国内外各方面的挑战，中共对于安全的重视实为维持政权，冷战结束后与西方国家的蜜月期不再，经济模式与生产力的转型又受到西方制约，整合“全球南方”的资源与人力优势需要维持“一带一路”作为公共财。然而，疫情以来中国的经济成长有限且人口结构前景不佳，资源分配选择造成的系统性挑战，只能依靠强力的安全工作来维持稳定来争取时间。有别于胡温时期以发展为主轴的愿景，“安全”将成为往后中共施政的主轴，而且越来越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