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员们在两会期间回避所有棘手问题，眼下中国政府所说之话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正日益扩大。
这本该是一篇关于中共总理记者会的报道。
三十多年来，中国二号人物每年都会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回答记者提问。记者会由国家电视台转播，这是中国民众为数不多的能听到高层官员就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接受直接提问的机会。
这一惯例在本周一被打破。今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大会议闭幕后离开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这彰显出，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面对日益严峻的挑战之际加强控制，中国的决策层面变得密不透风。
表面上看，过去一周的全国人大会议以熟悉的方式进行。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在一颗巨大的红星灯下，近3,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在宽敞的礼堂就座。会议开幕当天，李强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可以说是一份中国式“国情咨文”。
不过，会议也凸显出中国政府所说之话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中国政府在承诺公开透明的同时，也在加强对媒体的控制。李强的记者会被取消，几乎没有任何解释。官员们在庆祝经济发展前景的同时，对面临的危险轻描淡写。即使中国的决策日益集中在习近平手中，但全国人大却称其投票过程是民主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和谐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点。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根本性弱点日益凸显，这种不和谐也愈发明显。
过去一周里，中国电视台和官方社交媒体总共花了几十个小时来报道此次全国人大会议。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却几乎没有被提及，这些问题包括人口萎缩、债务水平飙升、与一些最大贸易伙伴关系恶化以及房价下跌。
这些问题都被放到台面下讨论，所有最重要的决定都落在一个人身上——习近平。在大会的盛况之下，高级官员们在过去一周里大力强化了习近平的全面权威。
中国正进入一个特别微妙的阶段。几十年来，无论国内存在什么其他问题，政府都可以倚仗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总体强劲、人民逐渐富裕起来。而现在，即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官员们也不得不坚持这种说法。
在此次大会上，官员们试图表现出信心。中共总理李强提出将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表明官员们不希望经济增长放缓太多，尽管习近平正试图调整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让经济降低对基建、房地产等传统增长驱动力的依赖，转向由先进制造业、科技等领域来拉动。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表示将发行人民币1万亿元（合1,390亿美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相关资金将重点用于支持科技创新、粮食和能源安全等领域的项目。习近平等领导人最近一直在谈论发展中国的“新质生产力”；这是一个新的政治说法，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加强本土技术。
对过去一周的与会代表自身来说，其大体扮演的象征性角色在中国的这一新阶段已进一步受到束缚。在习近平上台前，代表们不时会就各种议题在公开场合坦率发表意见。如今，这样做的风险要大得多。
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当天上午，汪道文大步穿过一处安放有吊灯的接待廊，走向大会堂东门，这位来自内陆省份湖北的代表刚刚聆听了李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位《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向他询问总理记者会为何被取消。
记者问汪道文，他们取消总理记者会合理吗？
汪道文回答，不存在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所有事情在工作报告里都说得很清楚。
记者说，但在过去，外国记者有机会提问……
汪道文说，你们刚才不是在听吗？我们已经听总理讲了所有事情。他说，他认为政府已经非常透明和开放了，这是一种很好的政策。
此次大会期间一些最饶有意味的时刻来自于未宣之于口的事情。
去年的大会上，时任外交部长秦刚看上去乐在其中，在众多记者环绕下侃侃而谈。当天，秦刚的衣襟上别着一枚带有中国国旗图案的硕大胸针，他抨击了美国，锐化自己的民族主义者形象以服务于习近平的愿景。
三个月后，秦刚从公众视野消失了。中国尚未解释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的下落依然不明。《华尔街日报》去年秋天报道称，中国高级官员被告知秦刚因婚外情在美国生子而受到调查。
上周四，在铺着红地毯的大厅里，在王毅长达9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一位记者冒险询问这位继任者秦刚发生了什么事。(《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没有被选中提问）。一年前，秦刚同样是在这个大厅了召开了记者会。从古巴到坦桑尼亚等被中国政府视为更友好国家的记者们提出了安全得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