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帅叶剑英一生有过六个妻子：第一个姓名不详，第二至六个分别是：冯华、曾宪植、危拱之、吴博、李刚。
与叶剑英结婚与离异
危拱之1905年出生在河南信阳的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危尚忠靠教书为生，以《论语》中的“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之句，为其取名“拱之”。
危拱之7岁进私塾，9岁入小学；17岁考入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转入开封河南私立第一女子中学；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4月加入中共；1927年12月参加中共发动的广州暴动。
叶剑英就是在广州暴动时和危拱之相识的。1928年冬，叶剑英奉命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9年，危拱之也被中共安排到莫斯科学习，他们在苏联有过交集。回国后，他们都到了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危拱之在红军大学工作，负责文艺团体，叶剑英是文艺爱好者，两人接触较多。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当时任中央军委第四局局长的叶剑英，建议红军大学全体干部学员随军行动。危拱之被编入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成为全程走过“长征”路的32名女红军之一。
到达陕北后，危拱之被任命为“抗日人民剧社”社长兼导演，带着年轻漂亮的男女到处演出，轰动一时。特别是在美国记者斯诺采访她之后，她成了中外闻名的女红军。
1936年7月，危拱之带剧社到安塞演出时，当时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过演出后，赞不绝口。随后，叶剑英向危拱之求婚。危拱之婉拒不成，便做了叶剑英的第四任妻子。
不过，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多。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在媒体上公开露面。与叶剑英失联多年的他的第三任妻子曾宪植，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消息，很是欣喜，立即写信与他联系。
危拱之与曾宪植是武汉军校的同学，一起参加过广州暴动。后来，曾宪植被国民政府抓捕，关进监狱，吃了不少苦。
危拱之是在叶剑英与曾宪植断绝音讯很久的情况下与叶结婚的。当危拱之得知曾宪植还活着，而且主动跟叶联系时，她不忍辜负好友，只好与叶分手。
在“抢救运动”中自杀
1940年代，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运动，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确立毛在中共的核心领导地位；二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导思想。采取的办法主要有二：一是思想上洗脑；二是组织上审干。审干就是审查干部，把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剔出去。
延安整风后期搞了一场所谓“抢救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抓特务。一些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中共地下党员，被以“逼供信”的方式，打成“国民党特务”。
怎么搞“逼供信”呢？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回忆：“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是特务）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板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
在“抢救运动”中，危拱之也受到“逼供”，也被怀疑是假党员、国民党特务。1943年7月22日夜，精神受到强烈刺激的危拱之，气得不行，以自杀来抗议对她的诬陷。
据后来当过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曾志回忆：“（危拱之）感到党组织对她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怀疑了，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幸好窑洞外有人站岗，听到异响后发现了，才抬到医院抢救了过来，但已七窍流血，满脸污秽，枕头床单也红了一大片。”
危拱之虽被抢救过来了，但她的精神却变得不正常了，“她常跑到男宿舍和她的男朋友睡在一起，弄得同窑洞的男同志很尴尬。对批评，她也满不在乎，说什么：我命不要了，党籍不要了，还怕什么？我愿怎样就怎样。”
危拱之为什么自杀？
一个人只有到了绝望至极时，才会想到自杀。1927年就加入中共、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危拱之，为什么到了1943年却对她信仰的共产主义绝望而要自杀呢？
可能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她被怀疑是打入中共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假党员。
在“抢救运动”中，毛泽东的“政治打手”康生，制造了一起重大冤假错案——“红旗党案”。康生认定的“红旗党”，即假共产党，打着共产党的旗帜，干国民党的事。
他将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的中共地下党，都诬陷为“红旗党”，来自这些地区的地下党员，都被认定为假党员、国民党特务。
危拱之与叶剑英离异后，被派到河南省工作，当过河南省委秘书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组织部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在“抢救运动”中，不仅她在河南发展的党员被诬陷为假党员，国民党特务，而且她自己也被诬陷为假党员、国民党特务。
自从1927年4月加入中共以来，危拱之一直为中共出生入死，历尽磨难，饱受屈辱，九死一生，到头来竟落得这么个结局。这是她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
第二，她在苏联留学时受到过开除党籍的党内最高处分。
1929年6月，危拱之被中共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9年4月到1930年6月，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开始“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运动。这是苏共历史上的第三次清党，25万人被开除党籍。
由于原苏联红军总司令托洛斯基领导的反对派，曾是斯大林的主要政敌。斯大林在将托洛斯基清除出党、流放阿拉木图、驱逐出境之后，被清洗的党员，很多被扣上“托派分子”的罪名。
苏共的清党运动很快波及到在苏联的中共留学生。此前，受苏共党内斗争影响，中共留学生也分成两派，互相斗得很厉害。以王明为首的小团体，得到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支持，占了上风。苏共清党开始后，王明借机对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中共留学生进行打击报复。
两派留学生内斗时，危拱之站在王明的对立面，结果，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不久，她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一家印刷厂劳动。
这次在异国他乡被开除党籍，对她是一次重大打击。
第三，她在中央苏区受到“永远开除出党”的极端处分。
1931年从苏联回国后，危拱之辗转来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同年夏，在中共闽粤赣军区参谋长肖劲光的过问下，她总算恢复党籍。这年冬，她被派到红军大学，任校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
当时，她的主要任务是搞文艺宣传。她参与创办红军八一剧团、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排演了很多节目，成为中共红色文艺的领头者之一。
在江西，她与红一方面军代总参谋长郭化若相爱。
从1931年夏天开始，中共在中央苏区以“反右倾斗争”的名义搞清洗。6月，郭化若被撤销红一方面军代总参谋长职务；11月，被赶出红一方面军总部；1932年5月，被贬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红军大学前身）教员；7月，被开除党籍。
郭化若被开除党籍后，被秘密监视起来。担任这个任务的是红军大学俱乐部主任、他的女友危拱之。党组织要求她不仅要秘密监视郭化若，还要她随时揭发其“反动言行”。
危拱之私下找一些老领导了解情况，得知郭化若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因为他是个人才，可能有人妒忌而陷害他。结果，她不仅没有完成好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还站到了郭化若一边，替他说好话。
1932年秋，危拱之因包庇郭化若，受到政治保卫局的审查。她被认定“在反右倾斗争中表现不积极”，还把她在莫斯科“反党”的老帐翻出来了。
到了12月中旬，政治保卫局跟她新帐、老帐一起算，将她永远开除出党。
危拱之这次遭受的打击，比在莫斯科更大。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撤离江西开始“长征”后，32名女红军随行。其中不少是首长夫人，可以享受骑马等优待。危拱之不仅不是首长夫人，而且是被“永远”开除党籍的人。她不得不用自己的双脚，走完了整个“长征”路，一路上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痛苦无以言表。
第四，与叶剑英离异后身心再受巨大打击。
1936年危拱之与叶剑英结婚后，随叶剑英到西安的红军联络处工作。
1937年4月，中共派毛泽民、危拱之、钱之光、钱希均组成特别小组，到上海秘密接运共产国际为中共募集的一笔资金，要求他们将这笔资金兑换成国民政府的法币，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购买药品及其他延安急需的物资。
这时，危拱之已有5个月的身孕。到上海后，她因劳累过度而呕吐、眩晕，被送到医院治疗，经检查发现腹部长了肿瘤。医院要为她做切除肿瘤的手术，危拱之提出连胎儿一起做掉，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加上她和叶剑英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她不想夹在叶剑英和曾宪植之间难做人，决定快刀斩乱麻，斩断与叶剑英之间的情丝。
这次手术使她终身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结语
古诗云：多情总被无情恼。
危拱之自从加入中共后，把她的青春、热血、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中共。可是，中共却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她，一次比一次伤得更重、更狠、更剜心透骨。
以上四重打击累积、叠加，使她伤心欲绝，以致于只想一死了之。
虽然她总算被抢救过来了，也活到了中共建政后，但在1949年后她基本上成了一个废人。
据曾志讲：“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爱。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的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革命中，危拱之糊里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危拱之死于1973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