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当局以“举国体制”力拼尖端科技超英赶美，但专家举例，中共官方曾推高达逾兆台币的“国家大基金”以突破半导体被卡脖子，但最终沦为贪腐渊薮，显然举国体制极可能导致失败与浪费。
香港南华早报今天报导，中国科学院是全球规模最大由政府主导的学术机构，所属研究单位逾百，具备130个国家等级的重要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全职员工共6万9000人。
Nature Index于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31日期间评鉴学术机构的研究产出，把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Society）等列入全球5大科研组织。
即因如此，如何突破西方的卡脖子，中国科学院被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寄予厚望，以致院长侯建国近来走访位于北京和武汉的研究机构，频呼要响应习近平的号召，加紧努力抢占科技高地。
侯建国还要求中国科学院的附属研究机构，借由人才和平台等各方面资源建构的创新之道，以运用新的举国体制，实现习近平勾勒的愿景。
回顾以往，中国曾致力于集中有限的科技资源取得惊人成果，尤其是当局最看重的航太和军事领域，促使当时经济疲弱且技术落后的中国，分别在1964年和1970年制成原子弹并发射卫星。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也曾有过相仿的资源和人力举国动员而产生深远影响，许多战时用于军事的发明，如今广泛运用于民间的医学和通讯范畴。
但往昔的成功并非当今仍可复制，2020年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曾示警，别对举国体制抱持不切实际的想望。
他说，好比“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取得成功可知，凡是操作显然须经由科研方法执行的专案，明确分工并委由各个不同团队通力合作，这是最有效的办法。
薛澜指出：“但是许多重大科研挑战夹杂着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之下，举国体制有其限制。”如生产先进芯片，绝非仰赖国家注资即可轻而易举搞定的特定科研难题，因半导体是全球性、高度分工且资本密集产业。
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政治学系教授、美中科技政策研究专家苏迈德（Richard P. Suttmeier）也说，当前开创大规模创新的环境可说牵一发动全身。
他说，迥异于早年，中国已日益成为庞杂的科技工业社会，目前仍难以调和，如何使各方不同的利益趋于一致，若操作不当，举国体制即可能导致失败和浪费。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国家大基金，自2014年起筹募450亿美元（约新台币1兆3000亿元）挹注多项重要的计划方案，当中若干因涉及恣意挥霍与贪腐频传而以失败告终。
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如中国的载人太空任务等国家型计划，还有目前诸多攸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先进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不断持续创新，主要源自于民企的趋使。
苏迈德表示，一再以政治施压从事的科研以符合国家所需，以及借由好奇心诱发而备受鼓舞所开展的研究，两者之间向来相互抵触。
更有中国科学院的学者担忧，高喊创新口号所驱动的任务，势必背离费时又需避免人为干预的科学探究。李姓物理学者说，自上而下的决策结合全国资源的分配，对于达成若干设定的重要目标或许可行。
但他也坦承，这得赔上不少代价，其中之一就是可能损及科学界的多元性，并说中国研究员人非常渴望，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中国突破瓶颈，但未知领域的基础科研不应偏废，即使当中有些项目可能乍看之下毫无用处。
李姓物理学者以生态比喻科学界指出，强大的任务导向管理好比产量富饶的农田，但广漠却自然生长的森林才能枝叶茂盛，并妥善因应不利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