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去年允许地方政府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透过“借新还旧”，延长债券赎回的期限以避免地方债务爆雷。不过，武汉大学学者调查研究发现，有地方政府欠债不还，逐渐成了当地最大的赖帐“老赖”，这种信用透支的治理“无赖化”，将撕裂用来维系社会治理秩序的基本信任体系。
冯川认为，种种“无赖化”行为正在地方治理中呈现系统性蔓延之势，一个可以称为“信用透支型治理”的生态系似已形成。
《南华早报》报道，“网易”上月刊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冯川的文章〈地方治理信用透支已成常态，政府成当地最大‘老赖’〉，冯川专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与基层治理，他指出，中国地方治理的信任危机已层层蔓延到乡村，首先是县政府失信于银行、企业和乡镇政府，接着乡镇政府再失信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工程队，然后村干部又失信于工程队、村民，村民也对基层干部失去信任。
“债是不可能还银行只能要利息”
县政府对银行的失信表现在“只还利息不还本”，例如贵州省某县长拼政绩大推公共建设，明明土地财政仅1亿元（人民币，下同）竟负债80亿元，且每年要还利息1亿至2亿元不等，但该名县长仍大言不惭说：“债是不可能还了，银行只能要利息，否则连利息都不给”。
《路透社》去年8月曾引述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数据，指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2022年增至92兆元，占经济产出的76%，高于2019年的62.2%。
挪用下属工资办亮点工程博表现
此外，若干县政府因撑不住巨额财政缺口，甚至借由“暗杠”乡镇收入来减轻财政压力，例如山东某县截留拖欠本应还给乡镇的税收，导致欠2个镇分别6000万元和1.1亿元；还有些乡镇干部为争取表现，居然挪用下属工资来兴办亮点工程，一名乡镇公务员曾抱怨刚上班不久，全县各乡镇就停发绩效工资，每月拿到的薪金不到3000元。
冯川的研究报告还提到，陕西省某村2017年辟建了1座广场和4条排水道，共花费200多万元，但专案资金只下拨40万，村支书自己垫20多万，其馀部分由施工单位垫付，目前还欠施工方27万，偏偏民众不信任村级干部，怀疑他们以权谋私，以致村干部陷入“流汗又流泪”的两面不讨好困局。
冯川说：“如今，种种‘无赖化’行为正在地方治理中呈现系统性蔓延之势，一个可以称为‘信用透支型治理’的生态系似已广泛形成”。他表示，信用透支浮现基层治理各个层面，撕裂维系社会治理秩序的基本信任体系，足以消解包括德治、法治和自治在内一切有可能推动善治的力量，使社会治理落入距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更远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