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遭中共大肆批判为反华电影的《中国》，于去年十一月底首次在中国大陆登场，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的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中，放映了两场，引起中国文化界的广泛关注，据说原价十元人民币一张的《中国》门票，被炒至二百元以上，仍一票难求，许多观众要在容纳近千人的电影学院放映厅内席地而坐，欣赏这部片长四小时的足本《中国》。
文革时代难得的纪录片
这部从未在大陆公映过的纪录片，是义大利新写实主义导演安东尼奥尼于一九七二年应中共政府邀请，到中国大陆拍摄，在廿多日的拍摄期间，安东尼奥尼由专人陪同，走访了北京、河南林县、南京、苏州和上海等地。当时安东尼奥尼是西方知名的左翼人士，对红色中国有向往之情，中共政府原意想利用这名外国导演的镜头，歌颂社会主义中国的伟大成就，讽刺的是，安东尼奥尼以人为本的拍摄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令当时的四人帮政权极为不满，不但大肆评击安东尼奥尼居心险恶，专拍中国阴暗面，四人帮还利用这事件作政治斗争工具，攻击批准这项拍摄计划的总理周恩来。
七三年十月底，中共外交部企图阻止《中国》在义大利公映，但不成功。这部电影其后被美国广播公司购买并在电视上播映，还被评为七三年度在美国公映的“十佳纪录片”之一。翌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文章，指安东尼奥尼是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服务的寄生虫，并展开了对《中国》持续近一年的批判，仅七四年二月和三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二百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七四年六月版），该书辑录文章四十三篇，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很多都是安东尼奥尼拍摄过的地方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人民日报》那篇文章刊登后，安东尼奥尼曾向义大利通讯社发表一则声明：“我们面对一个相当暴力和不太明确的攻击，也许在这一切的下面是一种极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
九十二岁的安氏因健康未亲临
那个年头不像现在，到处都有影碟发售，中国的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看过这电影，只是随着党中央的指挥棒起哄。当时小学生还有一首儿歌：“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走，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但安东尼奥尼没有被气死，还活到现在，已九十二高龄。两年前北京电影学院开始筹办他的电影作品展，邀请他出席时，安东尼奥尼便盼望再次到访阔别三十多年的中国，可惜因健康问题，他最终未能成行。
安东尼奥尼和他的夫人艾丽卡发给大会的贺信中表示：当年知道《中国》无法在中国公映，感到十分痛苦，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中国》终于来到中国，展现了中国的开放和巨大的变化，令他彻底安心，他希望此电影能尽快在全国与观众见面。
尽管这次回顾展是北京电影学院和义大利大使馆文化处合办，义大利驻华大使亦亲自出席开幕礼和《中国》的首映日，并发表讲话，但校方显然十分谨慎，主持人强调今次纯粹是校内的学术交流活动，没有招待传媒，并呼吁在座的各界人士，不要在影展期间发表评论和报道，以免影响影展顺利进行。一位记者私下打趣说：《中国》仍只能以学术交流名义内部放映，算不上真正平反。
仍只能以学术交流之名内部放映
力图开掘人性的丰富层次的安东尼奥尼曾表示：“我的作品关注的是人……”他四十年代拍摄的《波河的人们》、《城区的清洁工》等纪录片，就直接把镜头对准了义大利的普通基层民众。他说：“《中国》并不是关于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我记得，与中共官方讨论拍摄计划的第一天，我问他们，在他们看来，什么是最明显地象征解放后中国的变化，‘人’，他们这样回答。在这方面，我们的意见至少是一致的。我关注的主要不是他们的建设和他们的风景。请别误会，我认为今天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一种也许不可模仿的模式，有待我们进行更认真的研究，但人民是最打动我的。那么，在中国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他们的单纯、他们的诚实和他们之间的互相尊重。”
《中国》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作序幕，平实地纪录了安东尼奥尼当年在中国由北至南的游踪和见闻，有官方安排的参观项目（包括幼稚园、中小学和货品充足的商店等）、一般的城市和农村风貌、他在河南农村临时要求下车拍摄的市集，以及他在上海黄浦江偷拍的中国军舰等，电影大部分镜头都是捕捉一般民众的面貌和生活状态，亦不乏幽默隽永的特写，例如他拍摄农村一头猪被清晨播放的革命歌曲惊醒，旁白笑称连猪亦对革命歌曲有反应。而一名老人一边骑单车，一边双手打太极，以及一名孕妇利用针灸麻醉进行剖腹产子的过程，最引起观众的兴趣，萤幕下响起阵阵惊叹之声。
其实对安东尼奥尼的背景和风格有所认识的人，都不难明白为何《中国》会是这样的素材，只是当时满脑子封建权术的伪社会主义当权者，一厢情愿，以为安东尼奥尼是同路中人，会成为中共官方喉舌的一部分，跟他们一起用他们钟爱的吹捧手法，对中共的革命成就歌功颂德，这是一场尽显中共丑态的误会。对当时向往社会主义，并未看清中共真面孔的安东尼奥尼而言，何尝不是捉错弄神，以为他这部“以人为本”的作品会得到中共当局的赞赏，缺换来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正如他往后所说：始料不及！
但安东尼奥尼不啻是一名有人文关怀，不甘盲从附和的电影工作者，很明显他曾争取拍摄官方规范以外的事物，希望反映更多中国人民的情况。通过这部纪录片，笔者感到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着一份深厚的感情和敬意，但对中共政权的伟大理想就有所怀疑，当他拍摄河南农民在田里辛勤工作时，旁白称：“如果你以为中国农村是天堂，就太天真了！”而对于当时毛泽东大搞的个人崇拜行径，亦语多讽刺。这份矛盾的心情，是不少满怀理想的左翼分子都曾走过的心路历程。
《开放》2005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