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哈佛凌晨是怎样的？
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多数人想象中的哈佛凌晨是怎样的：坐满学生的图书馆，挑灯夜战的读书人。
经济学认为教育回报有两种形式：其一是通过技能和知识提升生产力；其二是通过进入某一圈层让外界信服自己的能力，即信号价值。
而当信号价值被无限放大，真实价值被遮盖，虚荣和骄傲可以因多数人的不理性而被理性地视为无差。
访学临近尾声，谨以短文记下所闻所思
（注：本文人物均采用化名）
自由而无用的课堂
“我对哈佛的教学质量略感失望，”来自巴基斯坦的计算机专业本科生Amud说。”这里不缺优秀的学者，可是不同课程的教学质量差异很大。很多教授在自己的领域里很有权威，但并不是很会传授知识。“
Amud是威廉姆斯学院的大三学生。2023-2024学年，他来到哈佛，成为三十位本科访学生的一员。
而对于非美本的访学生而言，更大的文化冲击在于课堂氛围：比起内地或欧陆某些高校更常见的传授为主的课堂，哈佛课堂的学生参与度明显更高。
以笔者自己所上的课为例，一门两百多人的大课，每节课至少有1/4-1/3的时间是学生和老师的互动，小班课的比例可能会更高。“问答就像聊天，师生间没有很明显的界限。”来自内地某高校的访学生Mick评价道。
互动的利在于参与感和习得度，风险则在于顾此失彼，成为小部分人的狂欢。决定成败的是老师的控场能力。也因此，有些老师会选择将讨论留到每周的讨论课，减小因”霸麦“而偏离教学轨迹的风险。
除了互动，在课上随意吃喝，即使迟到早退也不会”夹起尾巴“做人，与内地或欧陆许多高校相较，台上的老师鲜用规则或惩戒维持自己的权威。少了几分秩序，多了几分松弛，也是这里的一大特点。
而松弛感就像美酒，浅尝辄止则心旷神怡，纵欲过度难免天昏地暗，一事无成。
放之校园，这种松弛感已是一种现象，渗透着每一个课堂。如果老师的控场能力不强，很容易失衡，扰乱正常的教学节奏。这种现象与文化息息相关，不论是迟到还是互动，欧美学生（尤其后者）的占比总会不成比例的高。”同样是迟到，讲座课上教授可能会开个玩笑，但讨论课上法国助教会毫不客气地戳破借口。“Mick说。
文化的优劣并不是正确的问题，最终的答案也只会是相互适应。但暂时抛开秩序不谈，许多内地高校都在强调从“教”到“学”的转变。
仅以复旦为例，据笔者过去一年的采访经历，从医学，思政，社科到理工，对师生互动和课堂讨论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大多数改革的做法聚焦于考评机制：不论是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估，还是学生成绩评定。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绩效的改变反推风气的转变。
单从学生端的反馈来看，从卷考试卷作业到卷发言，改革产物经常走向畸形。但另一方面，稳定的课堂也能至少保证教学秩序，“让老师把该讲的讲完”。
秩序与松弛，掌控与参与，就像光谱两极，折衷似乎是永远的解。
但课堂效果只是故事的冰山一角。
谁的竞争错了位？
“哈佛出了名的给分好。”现在哈佛攻读化学博士学位的Jung说。在过去的几个学期，他曾给导师的课当过助教。
没有正态分布，没有对高分的限制机制，大多数的哈佛学生都能得到一个“好看”的分数。“大家的GPA都不会很难看，同辈之间也不会有特别强的竞争压力，至少在成绩上。“来自DC，即将毕业的文学学生Tray也表示。
哈佛规定本科生每学期最多选修四门课（有些专业是五门），每门课的内容量都会比内地高校同等学分的课程高出不少。以笔者的课为例，四门经济学专业课，每门课平均一学期有40-60篇论文，2-4本书的阅读，8-10份作业和期末考试。少许课还会有额外的课堂展示，学期论文或小组作业。
与纸面的工作量相比，更让学生不得不关心的是成绩压力。
在复旦（和类似高校）的体制下，为了取得高分，就意味着每一份作业，每一个pre，每一次考试都要超过至少30%的同学。
在哈佛的体制下，分数更关乎对课程内容掌握程度的绝对值。除了“好看”以外，不限量供应的绩点制度也缓解了课堂的内卷。
两种制度的副作用都是考试过敏，但出自不同的原因：一个源于有没有卷过他人，另一个源于有没有超过自己。
当笔者向Tray介绍了自己学校的绩点制度后，他露出了同情的微笑。“我知道这么说不太好，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很符合对东亚学生对刻板印象。”
考试以外，成绩的分配也间接决定着课程内容的走向。
“没有正态分布，老师就不用纠结如何令人信服地量化每个人的表现，从而聚焦于一些更有实际意义的问题。”Mori说。
Mori是笔者的邻居，年初刚从慕尼黑工业大学（TUM，后称慕工大）硕士毕业，现在哈佛研究生院访学。
“慕工大作为德国最好的高校之一，在教学上已经是最前卫，但很多时候还是摆脱不了传统德式工科的方式。”
Mori口中的传统德式工科：一板一眼的数学推导，作业+考试的考核方式，正态分布的赋分机制。熟悉的配方。
“我是环境工程与商科交叉专业出身。这理应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项目。但在慕工大管院，大部分课程还是以传授概念和理论知识为主，而哈佛商学院的课程更强调解决现实问题，没有学科界限。”
以风能发电为例，慕工大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更牢固地掌握数理和工程知识，而哈佛以案例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则在此基础上教会学生怎么决定装机容量，如何游说政府和居民采用清洁能源，如何寻找投资和供应商等等。“两种体制各有利弊，取决于学习的阶段和专业。”Mori介绍道。
正如所言，在涉及有条线，数理性强的内容时，哈佛体制的训练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优势。“在软实力上哈佛学生大多都很强：做项目，实习，办活动，创业......但涉及硬实力，优势并不明显。”经济学大三的中国学生Crag评价道。
竞争是逃不过的，只是环境不同，赛场不同。
本末倒置，或是独树一帜？
哈佛校园导览中有这样一个知识点：园中雕塑上的校徽，有一本书被刻成了向下放置。
相传这是告诫学生，真理有时不在书本，所以要时常放下书本，走进社会。
在17世纪的语境下，这句话显得弥足珍贵。而放在当下，拿起书本反而变成了新鲜事——不论字面意义还是象征意义。据多家美媒报道，今年起，不少高校重新提高了标化成绩在录取决策中的占比，和国内推动“综合评价”，降低“应试”浓度的风向再次形成对比。
这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产物，也是教育理念试错的作用。失衡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带来的紧迫感和“通识教育”导向下本科学习与求职需求的不匹配共同推动着学生在课程外寻找着力点。这种现象因学科而异，但具有极高的共通性。对于不少哈佛本科生而言，课堂之外，至少是同等重要。
以哈佛校报/绯红报（Harvard Crimson）为例，据现任主编Sellers，报社每学期都会有200-400位学生参与报道。“大部分是为了给简历增添经历。”作为一个由学生运营，财政独立且具有独立裁决权的新闻机构，哈佛校报在近年来还承担起麻省剑桥本地媒体的角色，培养了一批批学生新闻采编、运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的能力。“每年都有不少学生通过Crimson的经历，走上和自身专业不同的职业道路。”Sellers说。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教育模式。尤其在人文社科的传统优势领域，存在不少对“过度就业导向”的批评声音。而也有很多人担心当“课外”占据了过多经历，课程本身是否本末倒置，成了次要。“我们的阅读清单汇聚了这个领域最值得读的研究和文献，但很少有人真的去看。”担任课程助教的经济学博士生Andreas说，
“大家都有上课以外别的事要做。”
去掉光环成为伪命题
对攻读拉丁文学博士的Vince来说，和哈佛的缘分是曲折的：他的父母是上一代华裔移民。由于家庭经济条件，高中毕业的他选择从加州辗转去往巴黎索邦攻读本科。“一方面因为喜欢拉丁文学，另一方面法国公立教育当时还是免费，成本相对而言低很多。”
如果说对美国学生而言，高昂的学费是难以逃脱的命运，对大多数国际学生而言则是opt-in的坑。“单就教学质量来说，其实高校间的差异并没有多大。重点是选择之后你怎么面对。”Vince说。
作为研究型大学，教学质量只是评价的一个指标。但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学校名字背后的信号价值，或许是在选择时的更重要参考。“很多人正是在为此买单，”正在哈佛继续教育学院（extension school）攻读数据科学硕士的Bratty说。因工作原因，加之因曾在海岸警卫队服役而免除学费，Bratty在五年前选择了这个项目。“比起其它研究生院，这个项目提供的课程在质量上并无太大差别，而学费缺低了近三分之一。但很明显，更多的人宁愿花更多的钱去买一个‘更有价值’的学位。”
哈佛，藤校，985，top3，QS排名......当社会对标签价值认同到了一定程度，想去掉信号价值谈论实际的教育回报，或许变得很难。心理作用和实质改变交织，刻出无形的圈层，禁锢着里外的看客。
毕竟虚荣和骄傲只有一线之隔，当信号价值被无限放大，它们甚至可以因多数人的不理性而被理性地视为平等。
而在耐心成为稀缺品的时代，单单两个字就能起到筛选作用，就已经是营销自己时最无价的资本。
就像这篇文章，如果标题里写的不是哈佛，你还会点进来吗？
2024年4月于波士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