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是大地主的杨省三经历土改、大饥荒后，仅剩一栋平房，该房也成了公房。（受访者提供）
1949年中共南下后，陆续占领了华东、西南、中南等地区，而这些地区在1950年却几乎同时爆发了“匪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而在这些地区出现的“征粮”、“春荒”、“人民币贬值”又跟“匪乱”有什么联系呢？《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这篇文章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缘由。
中共在中南地区持续不断的征粮
1949年，在华东、中南、西南等中共新占领区，因大批军队进驻，筹粮、征粮成为第一要务。以江西省为例，中共二野第4兵团和四野第15兵团自1949年4月进入江西，6月23日，中共军方就联名省政府下发了“关于筹借粮食柴草”的通知，称“惟因部队所需粮草，不能缺少，而今年新公粮尚未及征收”，因此要求乡村中的地主、富农、佃富农，及有余粮的中农给以筹借。
同时江西省还发动城市金融工商业界进行临时借款借粮，全省各大城市预计借款达52亿元，仅南昌市的筹借任务就有大米80万担，人民币4亿元，交粮期限为6月28日前，而粮款将在之后的工商税收中抵还。
借粮借款之后，紧接着又开始了1949年的秋季征粮工作。中共为了扩大征收覆盖面，只有个人全年粮食收入低于150斤的才免征税，这样征粮的覆盖面就达到了80-90%的人口。贫农只负担基础税率，一般的负担率约为粮食收入的5-8%，而地主在基础税率之上还要负担累进税率，有的地主的负担率竟达60%。
可以看出，征粮收入的大头是来自于地主的累进税率。1950年1月，中南局转发了《江西省委关于纠正和防止征粮中逼死人等错误的补充指示》，说的就是有些地区为了完成任务，有意提高阶级成分，还出现逼死人的现象，但这个指示中对于地主富农等需缴纳的累进税率，却没有任何减免的措施。
在实际征粮过程中，筹借、征粮之外又三番五次的加征，农民负担沉重。因此不断出现强制征粮的现象，如南昌县“在征粮过程中……共吊打30人，绑6人，扣149人，死1人，戴高帽子游街4人。”该县在1950年前三个月处理的犯人中，抗粮犯就占了36%之多。
征粮造成“春荒”与“匪乱”的发生
陈云曾说“去年新区的秋征公粮数目，如果以国民党秋征田赋一项来算，则国民党的田赋征粮少，我们秋征公粮的数目大，且是一次征收”，指出共产党在征收公粮上对人民的盘剥远大于之前的国民政府。
他还说，“去年（1949），整个说来，我国的农业收成还不算坏，但灾情是严重的。”这里所说的“灾情”并非指自然灾害，因为农业收成还不坏，而是指1950年春天，因青黄不接、没有饭吃而引发的“春荒”。
中南区1950年春荒非常严重。“部分地区农民在年前就已经开始吃糠、吃观音土，个别地区并已发现饿死人的现象。”
邓子恢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目前湘鄂赣三省灾情还很严重，湖南灾情，中央已经知道，湖北灾情更有过之无不及”仅湖北黄梅一县，许多灾民死亡，另有大批流亡湘赣的灾民至今尚有一万余人未回，极可能死于流亡途中。
1950年春，河南省也发出请求，“有300万人口以上地区贫中农麦收之前绝粮，要求救济。”
湖南省委在3月5日发出的一份紧急指示中，就指出“饥荒几遍及全省，各地区25%以上的贫雇农及手艺工人处在缺粮断饮的情况中”。
1950年5月，《江西日报》社论称：“现在各地，一般均有20%-30%的人口，缺少一个月至两个月的口粮。”江西的南昌、九江和鄱阳三个分区，已发现饿死人现象。
中南局承认“今年中南区人民的公粮负担……就战后条件讲，还是相当重的”。
邓子恢认为关键在于“半年来我们更多的注意向群众要东西，而很少给予群众东西”。这正说明了饥荒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共新政权为解决财政危机，从民间大量汲取财富，却带给民众普遍的贫穷和饥饿。
因此，1950年2月中旬开始，中南地区各省都出现了反对征粮、暴动抢粮、破坏仓库等事件，农民提出的口号是：“反征粮”、“开仓济贫”、“抗粮抗兵”、“想吃饭找仓库”、“要饭吃，要报仇”。
可以看出，中共的仓库里有粮食，但农民的家里却没米下锅，因此，参与抢仓库抢粮的都是些普通群众，目的只是为了活下去。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1月至3月，中南地区所谓“匪特”袭击地方政府和抢劫粮仓达150多次。
1950年1月23日，湖南南县的一场大规模抗议就是因为征粮和外运公粮问题。群众提出了十七个谈判条件，主要有“停止征粮；粮食不准运走；救济灾民；征粮中坏干部交他们公审处理；要求政府承认这次叛乱是合理合法的群众运动；保证征粮中逃亡的地富回家无事等。”
1950年3月，中南局在给广西省委的电报中，也明确指出：“广西匪情严重与农民缺粮、缺种有直接关系，不适当解决农民最急切的粮食问题，要剿灭广西匪患是不可能的。”
这就表明，中南局也清楚知道，此时的所谓“匪乱”与普遍的饥荒直接相关，甚至可以说是饥荒的出现激起了这次“匪乱”。
人民币贬值直接导致粮食危机
据刊载于《学术界》2012年10月的《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文中介绍，1949年即中共建政之初所出现的物价上涨与人民币贬值，主要是由于中共过量发行人民币导致的。
薛暮桥曾说过，1949年曾发生四次物价大波动，原因是“连续进行了平津和淮河两大战役，并且积极准备渡江战役，财政开支大大增加”，“到4月底，人民币的发行数量比1月底增加近4倍”；7月份“人民币的发行比过去增加的更快”；“到10月底，人民币累计发行增至1.1万亿元，比7月份（2800亿元）增加近3倍，11月底又增至1.89万亿元，比月底增加6倍多。”
陈云在谈到1950年人民币发行计划时曾说，“到1950年12月底发行总数将达10万亿元。如以1949年12月底发行总数2.67亿元计算，则明年增发钞票将达3倍，因此，物价也有可能上涨3倍。”
可见，中共的经济政策有意使人民币的发行速度飞速增长，目的是为了应对“财政开支大大增加”。而人民币发行的倍数，恰恰就是物价上涨的倍数。
货币发行过量直接导致货币贬值，使老百姓手中持有的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换句话说，这等于是中共通过有意超发人民币，将老百姓手中的物资换成了迅速贬值的人民币，最终结果就是中共用很低的价格“买走”了老百姓的物资，以此来弥补财政赤字，为军队补充粮草。
陈云1950年2月1日说，人民币从开始发行到1950年1月，共发41000亿元，按发行时物价计算，总价值214亿斤小米。但贬值后却只值49亿斤小米了，也就是说，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中损失掉了165亿斤小米。
陈云认为：“一年之内，人民就损失了这一极大的数字。这是人民生活水平低的一个具体材料，这样下去人民将难以维持生活。”
中共依靠发行钞票，蓄意将人民手中的人民币贬值了3/4，相当于从人民手中巧取豪夺了165亿斤小米。
尽管如此，当年的财政赤字还有210亿斤小米，这也要让人民来承担，主要通过整理税收和发行公债解决。因此1949-1950年间，即使没有征收公粮的负担，仅凭人民币发行、整理税收和发行公债，中共就从老百姓手里拿走了约375亿斤小米。
采取“减租退租”手段逼地主退粮
1950年春荒中各地出现了“地主无兴趣，农民不下肥”的情况，中南局1950年3月1日所发的一份指示中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其一，地权不定，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其二，粮价高涨，农民缺粮缺种，无力加工施肥；其三，各地农民要求借贷公粮，甚至抢分公粮，阻止公粮出境，组织群体暴动。”
这种情况下，本应该是政府应该起到作用，赈灾救济的时候，但正是中共的征粮和人民币贬值造成了严重的春荒，因此中共无论如何不会发放粮食给灾民的，反而说：“国家的公粮，在国家财政上另有重大的用途”。正像河南农民流行的口号所言：“八路军真奇怪，仓里有粮叫咱吃野菜”。
中共是怎么解决的呢？自然还是沿用多年来的斗争手段，根据之前中原区、华中局已有的以“减租减息”与地主斗争的经验，中南局指示，“克服危机的关键，是依照减租减息条例，迅速地开展退租运动，只有领导农民向地主退回去年应减未减的租粮，才能解决农民缺粮缺种的困难，使农民有力量进行春耕生产，才能帮助灾区难民渡过春荒，不误春耕。”很明显，中南局已把减租退租运动视为“解决当前春荒，保证春耕生产，最现实、最主要、最有效的办法”。
事实上，在1949年被征收高额阶级累进税率之下，地主富农的负担是非常重的，基本都在50%以上，有些收不到租的地主甚至超过100%。
1950年3月，中南局两次发出相关指示，并在《长江日报》连续发表五篇社论，要求各地迅速开展减租退租运动，以解决春荒农民的口粮种子问题。
这场减租运动的结果是，中南全区“共退租谷10亿余斤，贫苦农民有了饭吃，不误农时完成了春耕”，后来这种经验普遍在中共新占领区推广，1951年的春荒中也照此办理。
结语
1949年，中南区民众甫一被中共“解放”，就立即领受了中共的支前粮草筹借、人民币贬值和公粮秋征的经济压榨，这也是1950年春季各地普遍饥荒严重的原因。而1950年的减租退租运动，实质上是通过阶级斗争，再一次挤压地主富农阶层，来救济1949年负担过重的农民。可见中共在其新占领区所推行的“均贫富”的共产政策，其实是让所有人都处于吃不饱饿不死的“共贫”状态。
当时多地的情报均反映，“新区农民已有很多不向地主交租，地主亦不敢向农民要租，而今年征粮又向地主征得比较高，因此，据说有不少地主将所有收到的租谷全交公粮还不够，或根本无法交公粮。”
因此，中共新占领区的地主普遍要求提前土改，想赶快把土地脱手。然而，中共中央却认为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会“影响征粮任务的完成”。因此中共坚持新占领区在1950年秋以前不进行“土改”，因为只有对地主富农阶层进行进一步的压榨，才能将粮食更多地收回到中共的仓库中来。
中共高层的盘算是，如果农民不向地主缴租，中共就没有理由向地主征基本税收之外的高额累进税，就无法获得高额累进税的进项。而对农民仅征收基本税收，必将损失极大部分的公粮收入。可见，中共关心的是将粮食尽可能多的收入政府囊中，而并非为农民谋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