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能靠愿望使其最棘手的挑战者消失
译者：撒母耳
（图：Illustration by the Project Twins）
自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2年秋季获得第三个执政任期以来，他的日子一直不好过。连任后不久，街头抗议迫使他突然放弃了其标志性的“清零”政策。在2023年初快速重新开放之后，经济逐渐放缓，暴露出周期性和结构性的挑战。投资者纷纷撤离，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流量创下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因腐败和更严重的指控，习近平解雇了他钦点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他的军队搞砸了气球情报搜集项目，在2023年初，一个流散的气球在美国大陆上空漂浮数日，引发了一场不必要的危机。现在，习近平正在对与中国导弹部队有关的军事和国防工业人员进行历史性的清洗。在此背景下，美国继续扩大与中国邻国和域外国家的联盟。
这些和其他事件助长了“中国即使不是永久衰落，也正在停滞不前”的说法。一些学者现在认为，世界正在见证“中国的峰值”，中国的加速衰落可能会导致其发起猛烈攻击。政治学家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和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2021年在《外交事务》上写道：“欢迎来到‘中国峰值’的时代。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常常以悲剧告终的弧线：令人眼花缭乱的崛起之后，是严重衰退的幽灵。”包括作家兼投资者的鲁奇·夏尔马（Ruchir Sharma）在内的评论家已经开始猜测“后中国的世界”。就连美国总统乔·拜登也加入了这场游戏，他在2023年8月表示，中国是一颗“定时炸弹”，“没有以前那样的能力了”。
这些观点既不明智，也为时过早。习近平仍然相信中国正在崛起，并正在采取相应行动。他致力于实现“中国梦”，这是他长期以来的民族复兴口号。他打算在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说中国正在达到盛极，那么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习近平看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包括习近平在内的许多中国精英都认为是美国正在走向最终的衰落。在他们看来，即使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仍在缩小，对中国有利。
如果习近平确实有担忧，他也不太可能在内部说出来，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招致批评甚至反对。他的野心对于他的合法性和中国共产党（CCP）的信誉至关重要，几乎没有收回的余地和动力。习近平并非对中国近期的问题视而不见。但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线性过程，而是一个需要时间和调整的过程。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困难只是实现中国梦道路上的颠簸。
习近平还认为，中国的强国之路将有别于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他认为，国家应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对市场和私营部门的使用应加以限制和控制，而技术则是提高生产力的核心。他希望经济更像先进制造业强国德国，而不是严重依赖消费和服务业的美国。
如果习近平能将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恰当地结合起来，对全球资本和技术保持足够的开放度，并采取政策解决中国国内最大的一些问题，如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等，那么他的方法可能会奏效。然而，习近平最近的行动并没有让人相信他有能力或意愿采取这些和其他措施来避免经济停滞。但是，如果说从过去40年中可以汲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对经济的管理往往能在不利处境中蒙混过关。
此外，在当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各国拥有多种力量来源和无数利用这些来源的方式，“中国峰值”的概念毫无意义。如果中国经济表现不佳，但其军事现代化和外交产生了影响力，那么中国的力量是否正在减弱？中国在经济上达到峰值并不等于中国在地缘政治上达到峰值——许多“中国顶峰论”的鼓吹者忽视了这一区别。
即使中国的实力、影响力或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某个未定义的上限，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也可能要到数年后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在此期间，北京仍可能给华盛顿及其盟友带来诸多问题。如果事实证明中国的实力正在衰退，它仍然可以利用其强大的能力来损害美国在亚洲和全世界的利益和价值观。因此，无论“中国峰值”的标签是否准确，华盛顿相信中国达到峰值——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政策——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危险的。
中国自己的叙事
自2013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对中国的前景和未来轨迹的信念非常明确。他对中国有着巨大的野心和强烈的紧迫感。在国内，他寻求提高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和效率，通过减少政府的作用、增加党的作用来重塑党国体制，并重塑中国经济，使其更加自给自足和公平。在国外，他希望改革全球治理，以更好地保护中国的利益，并推广不自由的价值观，如扩大国家控制、限制市场和限制个人自由。
习近平的计划既体现在他的公开讲话中，也体现在中共通过国家媒体、宣传和内部讲话的自我叙事中。习近平始终坚信，中国仍处于他所谓的“战略机遇期”。2023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莫斯科时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现在正在发生一百年来未曾见过的变化，我们是共同推动这些变化的人。”在去年12月举行的中共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解释说，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培育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动力，把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国际感召力、国际塑造力提高到新水平”。尽管习近平公开承认中国面临着“狂风巨浪”，但他认为这些风险不是退缩的理由，而是不断进取、更加努力、更加快速地前进的理由。
同样的说法在整个党内盛行。2021年发布的中共过去100年的官方历史称，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并且“从未像现在这样更接近自身的复兴”。习近平的现任情报部门负责人陈一新在2021年初向中共干部发表讲话时，列举了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并宣称“东升西降”——这句话已成为中共的口号。每当习近平强调他所谓的“中国方案”或“中国智慧”越来越有吸引力时，他都会呼应这一观点。
中共的野心是由受害者情结、怨愤和权利等复杂因素共同推动的。与其他从中共体制中走出来的 中共领导人一样，习近平也是在外国统治下中国所遭受的“百年耻辱”的故事中长大的。国家安全已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新近影响着各种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习近平认为，“分裂和西化中国”的威胁和“颜色革命”的危险无处不在。近年来，他的担忧愈演愈烈，促使中国与俄罗斯和其他不自由的大国走得更近。在去年12月对中国外交官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外部势力对我们的打压围堵不断升级”。这种恐惧的姿态解释了为什么中共现在将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视为同等重要的优先事项——鉴于邓小平将增长和发展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这种立场会让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坟墓里翻腾。
行动胜于言语
习近平的前任允许国务院（内阁）和各省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并为市场力量、私人资本和个体企业家提供政治空间，以推动中国的大部分增长。然而，为了实施他的议程，习近平已采取措施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在几乎没有任何内部阻力的情况下，他获得了第三个任期，将他的亲信安排在高层职位上，并使他的前任胡锦涛边缘化，处于尴尬地位。(在2022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年迈的胡锦涛被从讲台的座位上带走护送下台。）去年秋天，李克强总理突然去世，这使得习近平在党内没有对手。与邓小平不同，习近平不必忍受一群元老在幕后的吹毛求疵。
为了进一步巩固其政治权力并推进其政策目标，习近平开展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激进反腐运动，至今仍一如既往地激烈。2023年，名义上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被罢黜，但这不应被视为习近平软弱的表现，而应被视为他的力量和决心的表现。他立即将他们免职，没有任何明显的戏剧性事件发生。他目前正在清洗与中国珍视的战略火箭部队有关的军方和国防工业官员——有十几人而且还在增加——这反映了他对自己地位的自信和实现军队现代化的决心。
习近平扩张的国家安全观包含高度的政治监控和镇压，这仍是中共实现习近平新党国体制愿景的关键工具。他赋予安全部门权力，在反乌托邦式（dystopian）的监控技术的帮助下，消除一切异见的迹象，噤声不满的新疆和西藏少数民族，甚至帮助执行经济指令，如骚扰收集敏感信息的外国咨询公司。中国的非军方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现在运营着一个活跃的微信账号，该账号公开评论众多热点问题，包括中美关系和所谓的外国间谍行动，这在中国尚属首次。
（图：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览，北京，2021年4月，Thomas Peter/Reuters）
尽管面临经济逆风和增长放缓，习近平仍在继续前进，而不是像“中国峰值论”者所暗示的那样优柔寡断。他希望重塑中国经济，减少对出口以及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依赖，更多地依靠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来推动增长。这就是他大力投资清洁能源技术、电动汽车和电池的原因，一些中国观察家将其称为“新三大”增长动力。（“老三项”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加工贸易。）习近平认为，收缩过热的房地产行业是重新配置资本以实现经济转型的痛苦但必要的一步。
事实上，习近平不仅对当前的经济表现不佳感到满意，而且还在积极推动这种状况。这也是迄今为止刺激措施如此温和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他来说，经济只是在变得更强大、更可持续的过程中经历着成长的阵痛。诚然，这种观点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习近平是否获得了关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和周期性挑战深度的可靠信息。尽管如此，习近平还是接受了紧缩政策，并试图恢复毛泽东统治早期的牺牲、自力更生和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精神——例如，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搬迁到农村，而不是留在城市发展自己的事业。
习近平的许多政策在构思和实施上都是糟糕的。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他试图平衡多个且常常相互矛盾的目标，而他的决策过于集中。但必须明白的是，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并不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衰落。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出艰难的选择，以调整经济结构，从而推动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
要么做大要么放弃（GO BIG OR GO HOME）
习近平认为中国在全球崛起，并认为现在是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了。尽管频繁的经济损失经常引起当地的强烈反对，但他仍然在坚持推行“一带一路”，即中国政府庞大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计划。2023年，中国成功扩大了金砖国家（以最初成员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命名的主要新兴经济体集团），新增了五个国家。这是习近平企图替代西方及其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的一部分方案。习近平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普京，帮助他重建俄罗斯国防工业和民用经济。中国正在谨慎地应对欧洲和中东的战争，避免西方制裁并逃避责任，同时保持在这两个地区的影响力。
习近平现在自豪地宣扬一种尚未成熟的全球秩序三方愿景，旨在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以及西方的规则和规范。在过去两年中，他宣布了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习近平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变革后的国际体系的核心角色，这一国际体系不再那么自由，更少以规则为基础，而是遵从中国的偏好，尤其是在台湾、领土争端和人权等优先事项上。习近平正积极拉拢各国采纳这一反西方愿景，这也是金砖国家扩张以及与巴西、俄罗斯等国共同努力试图削弱美元全球影响力的背后动力。
当习近平面临逆风时，他的政策回撤幅度小，调整范围窄且有针对性。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新冠“清零”，而没有任何新的疫苗接种计划，导致数千人死亡，但没有造成任何政治或社会影响。去年，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被免职，但这两个部都没有受到影响。中美外交和军事会谈因间谍气球危机而中断，现在又回到了正轨。尽管中国军队的战略火箭部队发生了动荡，但习近平将中国核力量扩大四倍的计划仍在继续，并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
在经济方面，习近平不情愿地采取了更多财政刺激措施，包括刺激消费的措施，但绝不是那种会破坏他让中国成为先进制造业超级大国愿景的“大规模”举措。在收缩房地产行业并推行国家主导的投资战略的同时，习近平对外国投资者要求更多刺激措施和结构改革的呼声无动于衷。中国政府拯救国内崩盘股市的努力——通过购买股票——只是习近平致力于国家主导发展的最新例证。对于中国一些最大的结构性问题，如负债累累的省份和不断扩大的人口赤字，习近平的应对措施并不得力，这令人担忧。不过，他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他还没有这样做。
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带来的特别困难时期后，习近平稳定了他的主要关系，包括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但他并没有为此付出太多。中国继续在俄罗斯问题上腾挪周旋：它通过军民两用产品出口，增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帮助支撑其经济，同时避免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中国仍然是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和外交主导力量。迄今为止，习近平只做出了战术调整——这是中共屡试不爽的方法，既能证明政策举措的合理性，又不会偏离长期目标。
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傻瓜
除了无视习近平对中国崛起的明确决心外，还有其他原因也表明接受“中国峰值”的观点是有问题的。首先，在实践中很难衡量和理解“中国峰值”的含义。它是一个绝对术语还是一个相对术语——如果是后者，相对于什么？这个词是否考虑到了美国的实力或习近平对其的看法，这是不清晰的。也许 中共领导人并不担心他们的国家是否正在达到峰值，因为他们相信与美国的差距会不断缩小，即使是以较慢的速度。
此外，中国可能在某一领域达到峰值，但在其他领域却取得进步，从而使计算变得复杂。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衰落的支持者主要指出了中国的经济。然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部分是有意为之），中国仍保留着其他权力和影响力来源。最重要的事实是，即使经济表现不佳，中国仍将是全球大国。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债权国，也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中国也是电池和电动汽车等一些最重要的新兴产业的创新中心。中国生产或提炼的重要矿物仍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军队之一，具备远征能力，海外足迹不断扩大。中国正在扩充核武库，并配备常规洲际弹道导弹和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军方还可能转向更积极的“预警发射”核武器态势。
就外交实力而言，中国处于全球政治的中心，在每次危机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习近平巧妙地利用中国对海外基础设施的投资，创建了一个产生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经济联系网络。中国与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初步结盟可能会决定全球稳定的未来。在几乎每一个跨国挑战中，中国政府既能推动进步，也能破坏进步，它巧妙地利用这一地位来促进自身利益，避免不必要的负担。
即使是停滞不前的中国，也会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给华盛顿带来严重问题。
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各国有着深厚的联系，即使中国经济放缓，习近平仍可以在制定全球规则和规范以及削弱美国影响力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中国关于历史和当代地缘政治的叙述在发展中国家引起共鸣，而中国政府在推广这些叙述方面只会做得越来越好。简而言之，要么中国还没有达到峰值，要么“中国峰值”的概念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所带来的挑战。
西方官员不应将西方的恐惧和希望投射到中国身上，而应努力了解 中共领导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野心。“中国峰值”的观点只会让美国国内的辩论变得混乱。它导致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弱点才是问题所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的优势构成了最大的风险。每一方都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制定出复杂的政策建议。但是，用这种简单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停滞不前的中国，也会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给华盛顿带来严重问题。
这种混乱的争论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影响了为与中国进行更为复杂的竞争而分配资源所需的努力。美国决策者仍然需要确定在哪里以及如何与中国竞争，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愿意承担什么样的风险，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如今，这些基本问题仍未得到解答，如果现在处理不当，美国领导人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如果说乌克兰战争提醒了我们有关美国战略的什么问题，那就是既需要明确的目标，也需要政治共识。在中国问题上，当前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国的崛起会逐渐消退（华盛顿会反应过度）。相反，最大的风险在于美国有可能无法构建和维系在各方面力量与中国长期竞争的支持。
作者简介：麦艾文（Evan S. Medeiros）是乔治敦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亚洲研究彭纳家族讲座教授（Penner Family Chair in Asian Studies at the Walsh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他曾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