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画《泼水节》局部
1980年代，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的4名毕业生，相约去首都国际机场看一幅裸体壁画。他们中有个同学的姐夫老耿，在首都机场工作，他说，在他们餐厅有幅裸体壁画，很多人排着队看那个。
四个人中的门欣熙说，不大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别说裸体，像他们上课画的模特，都穿着泳装，说是做人体，实际都穿着泳装做。怎么可能？
但老耿一再强调是真的。于是门欣熙也就不再坚持，与同学一起前往机场看个究竟。
到了机场一看，发现那个壁画是拿布挡着的。隔着挡布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掀开才能看到。一开始谁也不敢去掀，后来看见有人掀了，探头进去欣赏，四个人才大着胆子过去掀那挡布。掀之前大家约定，如果有人上来干预，就拿毕业证亮给他看，表明自己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凭学生证可以去展览馆美术馆看展览。总之，别让人家把我们当流氓抓起来了。
这幅被遮挡的壁画名叫《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高三米四、长二十七米的墙上，描绘了傣族人过泼水节的情景。壁画由两大部分组成，在正面的墙上，展现的是傣家人担水、泼水及舞蹈的场面；在东侧那块面积较小的墙壁上，描绘的是沐浴和谈情说爱的场景。正是沐浴这部分的内容，出现了裸体，在壁画展出几个月后，被遮上了一块布帘。
壁画的作者叫袁运生，此前极少有人知道，就因为他画的两个傣族少女，突然间名噪一时。
1955年，袁运生以第一名的专业成绩考入中央美院。当时的教育环境，在艺术观念上一边倒地学习苏联。但袁运生受指导老师董希文的影响，选择将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造型语言相结合，作为自己创作的方向。
1962年毕业前夕，袁运生在江南写生两个多月的基础上，创作了油画《水乡的记忆》作为他的毕业作品。画面以苏州郊区的甪（lù）直古镇为背景，采用中西艺术交融的形式，描绘出了他对江南古镇的理解。
老师董希文对这幅作品非常满意，给出了5分的满分，而主张全面学习苏联造型语言的李天祥老师却给出了2分的评级。两位老师为此争执不下，最终达成妥协，给了个4+。
不久，批判这幅毕业作品的文章刊登在了杂志上，理由非常荒唐，说这张画“丑化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把他们画成体态畸形和有暗淡情绪的样子”。
因为这个缘故，毕业时，尽管美术大师庞薰琴先生亲自来中央美院，指名要袁运生去中央工艺美院任教，但袁运生最终还是被分配到了长春市工人文化宫，做了一群业余绘画爱好者的辅导老师。
1978年4月，中央下达了摘掉右派帽子的指示，袁运生和全国的右派分子一道，纷纷去除了附着于身上的特殊标签。卸下了精神包袱的袁运生，心情舒畅地去了云南。年底，正在云南写生的袁运生，突然接到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仃的邀请，要他前往北京，为新落成的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壁画。
袁运生受到邀请后的第一反应，立刻就想到了泼水节。他要在分配给他的一面寛27米、高3.4米的巨大墙壁上，画一幅傣族风情的壁画。他根据墙壁的实际情况，决定在侧面墙上描画沐浴和爱情的主题，以两个傣族姑娘健康、苗条的身躯，表达对人体的赞美。
但在当时，要画裸体还是很犯嘀咕的。
费正和袁运生同是中央美院62届毕业生，他们上学期间还上过人体写生课。但在他们毕业不久，人体课就在中国逐渐销声匿迹了。
1978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的陈丹青，还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上人体写生课的情景。“我们九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对这件事情不是那么惊讶，因为他们在文革前画过人体，……我们九个人里面只有两个没有结婚……单身意味着你还没有看过裸体……你直接看到一个异性的身体，会是怎样一种感觉？社会上也把这种事看得非常神秘，说这个院子里的人在画裸体。”
当时有个叫钱绍武的雕刻家，很勇敢地做了一个关于裸体艺术、裸体美的学术报告，放了两张图片，来听报告的人挤满了礼堂。当光线黑下来以后，像维纳斯这些裸体雕塑，以及其他一些油画，一放出来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很庄严地都在那里看着。几百号人，窗户上也趴着人，外校趁黑涌进来一些人，聚在那里，就想看裸体。
处于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袁运生的壁画创作，自然免不了会经历很多曲折，才能够最终出现在机场的墙壁上。
为了不受干扰，袁运生选在一天下午，大家都开会去了，他利用这个机会，把几个人体都一并画了。画了就成了既成事实。有个主管宣传的官员，走来看了以后，心里有点打鼓，他说这个事情要等小平同志看了以后再做决定。
邓小平答应可以顺便过来看看。1979年10月的一天，邓小平到首都机场参观，当时好多人陪着，袁运生和费正事前并不知道，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壁画的作者。不少人说这个人体好像不应该有，为此产生了争论。想听听领导的看法。邓小平站在壁画前，沉默了一下说：“这有什么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可以。”
最初，整个机场壁画赢得了赞声一片。新华社工业部记者李安定在报道机场建设的同时，专门写了一篇评论壁画《泼水节》的文章。文章写到：这幅表现傣族人民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作品令人赏心悦目，尤其画中的沐浴部分，两个姑娘健康、洁白的身躯，更加凸显了傣族人民的纯洁和质朴。
就在这一片赞赏声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此时42岁的袁运生正为调入中央美院做准备，突然被告知要在他的壁画前召开一场现场讨论会。讨论的内容特别令人无言以对，说是壁画中没有拖拉机也没有高压线，人还赤脚，傣族同胞是有塑料鞋的，怎么不穿？反而裸体这个话题没有怎么说，说的都是思想政策性的。
好在调动没有受到影响，袁运生在1980年6月正式调入了中央美院，在美院不长的教书期间，他风闻自己的壁画要被毁掉。
那段时间，《美术》杂志正在发起一场“关于正确对待人体美术”的大讨论，这一期杂志刊登了大量国外人体图片。
在随后一期的杂志上，刊登了来自各地的读者来信。其中昆明读者黄振珑在来信中说：“我知道海关查私，也把裸体图片作为一个目标去搜索。贵刊承认社会主义文艺同资本主义文艺有区别吗？难道欣赏屁股、乳房就是贵刊的现代化吗？”
陈丹青后来评论此事说：老百姓看待这种事，可能比知识分子更开通；其实那些故意闹腾的，都是有点所谓文化的人。
因为闲话多了，还为此专门召开了座谈会。会上，艺术家们各抒己见，就连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的傣族学生也被请来参加座谈，听取他们对壁画的观后感。有人建议袁运生修改作品，给裸体人物穿上衣服。对此，袁运生拒绝修改。
在纷纷扰扰的声音中，首都机场曾一度在壁画前拉起了幕布。但专程前来一睹此画风采的民众，还是络绎不绝。
这场围绕壁画展开的讨论，一直持续到80年底，才骤雨初歇，渐入尾声，结束时还有人忧虑一问：“人体美术在中国民族中能扎下根吗？”
这一年，争议从美术界扩大到了音乐范围。一首《军港之夜》，因为歌词“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也遭到非议，争议的问题是，士兵们都睡觉了，谁来站岗？
此时，在中央美院新成立的壁画系担任教学的袁运生，已经无缘壁画创作。
1982年，袁运生前往美国求学。他走后不久，壁画《泼水节》中的裸体部分，因为用布帘遮拦仍然挡不住有人掀开来看，索性再钉上三合板彻底封死。
8年后，袁运生第一次回国，遮挡在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前的三合板已经拆除，再次以美丽无暇的身姿，坦坦荡荡地面对游客的欣赏。
时间改变了观念。回头再看那场争议，恍若隔梦，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又过了8年，首都机场第二次扩建，规模更大的二号航站楼取代了老候机楼。
2004年，装修过的老候机楼重新启用，当年轰动全国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被安排做了三楼一家餐厅的背景。
与人来人往的新候机大楼相比，经过这里的人流量明显少了许多。在这里就餐候机的旅客，几乎没有人关注那幅大型的壁画。
但新的争议点仍在不断冒出，比如俄乌战争，比如以哈冲突。这个世界仿佛总是处于纷扰之中。
2024-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