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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钦点”脑后长反骨的右派黄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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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洛认为,“黄万里成为毛泽东的钦定右派分子,原因有四:第一:黄万里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而这个工程又是毛泽东提议要建设的,特别是圣人出,黄河清,三门峡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毛泽东这位‘圣人’的出现;第二:《花丛小语》击中政治体制弊病的要害;第三:毛泽东嫉妒黄万里的诗词才能,而黄万里又不肯吹捧毛泽东的诗词;第四:毛泽东十分憎恨不肯向他弯腰的知识分子。”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生前照片(黄万里研究基金)

今年是已故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主导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和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党内外广大群众的“反右”运动65周年。反右运动被认为是中共建政后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学术界以及知识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严重打击,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由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转为万马齐喑和个人独裁现实,为毛后来发动领导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害浩劫种下了祸根。已故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访谈,讲述黄万里被毛泽东“钦点”打成右派的往事以及那段历史回忆。

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百万“右派”

1956年2月25日,即苏共20大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发表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揭露了苏联肃反时期的大批杀人罪行和很多苏共及国际共运的阴暗面,举世震惊。

同年10月,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匈牙利发生了革命事件,进一步让毛泽东感到同命相连,担忧失去他带领共产党打下的“天下”。毛决定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中共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叫“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帮助该党整风。

住在华盛顿近郊的黄万里研究基金主持人黄肖路说,1957年2月27日,中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月27日又发文件号召党外人士参加运动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大院校、国家机关纷纷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潮。

黄肖路说:“那时候毛泽东说的是,党决定以正确处理矛盾的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还有一条规定,非党员愿意参加运动的,应该欢迎。这是4月27号。”

黄万里《花丛小语》影响大

黄肖路介绍说,在这个形势下,她父亲、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决定参与帮助党整风,作诗填词《调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之后又写了3000多字的小小说《花丛小语》和续篇,先后发表在清华大学校报《新清华》五月号和六月号。

黄万里的这篇小小说里面有三个人物,即田方生、甄无忌和贾有道,都是清华人,分别代表了左中右知识分子,其中田方生就是作者本人。作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之口,批评了公路工程质量问题导致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行给民众出行带来不便,提到了英国的海德公园可以辩论不同的政治观点,提到了美国纳税人用选票可以把他们认为不称职的官员换掉,还提到了联名写信给人大代表,要求监督政府官员并通过报纸回应公民诉求。这篇短文还涉及计划生育和黄河工程三门峡水库建设,并讽刺吹捧、逢迎党领导的“歌德派”和“但丁派”无骨文人等。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黄万里在《花丛小语》一文中讨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第二是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

黄肖路说:“(《花丛小语》)直接指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优越性,纳税人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张票。我们就能决定市长、管工程的人、当政的领导人,市长、县长和state,就是中国的省,一级一级上去,都要由选民们来选来决定。上届干得不好,下届就别想上。他就把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提出来了。这个到今天也不过时。”

联系到当前中国的政治局势,中共20大即将在几个月后举行,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备受訾议的现任党总书记是否会打破两位前任曾遵守的规矩,干满两届交班退休,引起广泛关注和种种猜测。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严厉实行防疫动态清零政策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博继续连任的图谋相关。

黄肖路说:“就说今天上海为了防瘟疫清零,一尊的清零政策就把整个上海shutdown(封掉),等于上海市没法有商业、金融、工业,街道上空无一人。飞机(飞行数量)限制国内外交流,这就造成了长三角地区(经济数据)二季度与去年比都下去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极权领导人不是被民选上来的。他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底下有一大堆人给他提供一些虚假信息,他也喜欢虚假信息。这个我们看,他们都喜欢花丛小语阐述提出的歌德但丁派。这些人是他们的统治基础和施政基础。有歌德但丁派支持着,所以他们永远都作出错误的决定。”

歌德派和但丁派是黄万里在花丛小语中原创的两个词语,后来成为中国的政治术语,用来讽刺一昧对当局歌功颂德和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的两类无骨知识分子。

王维洛:黄万里遭毛嫉恨,《花丛小语》触痛当今领导人神经

王维洛博士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60多年前黄万里写的《花丛小语》,“如今还有深远的政治意义。这也是暨南大学出版社不敢收录《花丛小语》一文的真正原因,怕触痛当今政治领导人的神经。”

王维洛认为,“黄万里成为毛泽东的钦定右派分子,原因有四:第一:黄万里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而这个工程又是毛泽东提议要建设的,特别是圣人出,黄河清,三门峡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毛泽东这位‘圣人’的出现;第二:《花丛小语》击中政治体制弊病的要害;第三:毛泽东嫉妒黄万里的诗词才能,而黄万里又不肯吹捧毛泽东的诗词;第四:毛泽东十分憎恨不肯向他弯腰的知识分子。”

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早在1955年7月全国人大会议的报告中被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报告称,“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表决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该水库建成30年后,一如黄万里当年所警告,终于因长期泥沙堆积酿成下游水患和灾害不断而被废弃。

黄万里中“阳某”被毛“钦点”为右派分子

黄肖路在回忆反右运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时候清华、北大等中国所有高校的情况非常热烈,每天都有很多大字报出现。”

文章提到,《花丛小语》发表后,引起了清华、北大两校轰动,北大“好事者”把清华校报贴在学生布告栏上。

文章指出,北大的当年被打成右派学生姚某某回忆起当年盛况说,北大学生只看北大大字报,对清华的没兴趣,认为理工科的大字报水平不高,大鸣大放时都是清华的去北大看大字报,但自黄的《花丛小语》出笼,北大一大批学生跑到清华来看大字报了。

随着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热烈发展,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批评言论越发深刻尖锐,毛泽东感到了恐惧,决定实行反击镇压。

黄肖路指出,当时响应号召畅所欲言发表看法和批评意见的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在5月15日开始写反右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后来还公开抛出了“引蛇出洞”的“阳谋”论。

记述“反右”运动的书籍《1957年的夏季》作者朱正指出,“为了让知识分子走到顶点,不但举行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尽量使他们吐出一切毒素来,还让他们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

黄肖路说:“到了5月15号,毛泽东的意图就起了变化。他亲自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但是这个文件,当时也只在党的各省市高级干部里面传达了。他说什么呢?整风运动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右派正在猖狂进攻……还说,右派只占群体的1%、3%、5%到10%。认为右派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改邪归正,一条自取灭亡。”

在这篇中共内部传达的文件中,毛泽东提出“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从那时起一直到十年文革结束,“毒草”和“牛鬼蛇神”就成了右派和受到大批判要“斗倒斗臭”的一大批人的代名词。

毛泽东还在此文中为右派列出了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这篇文章被认为实际上在党内发出了肃清右派的信号。

黄肖路说,她父亲黄万里正是由于这篇《花丛小语》而被毛泽东批评“这是什么话?”中了毛的阳谋,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时仍未“摘帽”。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据黄万里的妻子丁玉隽回忆,1956年,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丁玉隽在接受《成都传媒》采访时提到,1957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黄万里被打成右派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直到1960年才回到清华园。文革爆发后,在那个“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年月,黄万里被红卫兵抄家并遭殴打、羞辱、批斗。1969年下放到江西血吸虫病疫区,后又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打扫厕所,疾病缠身。“四人帮”垮台后,他回到北京治病。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他因自己不屈不挠的经历而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

毛泽东指黄家分左中右

在美国攻读水利学专业后学成回到中国的黄万里博士是著名教育家、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

1949年中共建政后,黄炎培曾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轻工业部部长,并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员长。据史料记载,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反对对农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毛泽东曾称他是“资本家代言人”。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即将展开前,毛泽东把矛头指向黄炎培的儿子、《花丛小语》的作者黄万里。

黄万里在199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有一次,毛泽东会见黄炎培时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及黄万里,由此注定了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命运。

黄万里的女儿、在美国的黄万里研究基金会主持人黄肖路对美国之音表示,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把黄万里的《花丛小语》呈送到了毛手中,毛读到那首词,特别喜欢,读着读着就由喜转怒。

黄肖路说:“后来传达就说,毛主席首先读了这首词,心里非常欣赏。边读边感叹,说这个黄炎培还有这么一个儿子,学理工的,还能写出这么好的词。很高兴。看着看着就变得越来越生气。可以说看完以后,简直就是愤怒。看完以后给出一句话,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后来就取了‘什么话’三个字,成了6月19号人民日报看的右派言论的一个专栏题目。第一篇就是清华大学黄万里的《花丛小语》。”

据1977年5月首次公开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的1957年5月15日开始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以及其他一些史料,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当时正在酝酿一场针对敢说话的知识分子和党外批评人士的反右运动,准备“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就是毛公开宣称的“阳谋”。

黄肖路说:“5月15号以前,清华、北大已经有建议,说咱们创建一个海德公园,什么时候大家有了不同现在从政治方面的话,那我们就到那去辩论。有这种情况。那当时呢,蒋南翔校长就不能忍受,这个清华、北大的这些学生们闹到这种程度了。毛泽东看到每天的汇报,他就很紧张。他看了每天的汇报,看到这个汇报的时候,就让彭真(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告诉蒋南翔,嗯,要稳住,要沉住气,就让他们放。所以啊,可想而知,《花丛小语》就由蒋南翔通过彭真一级一级送到毛泽东手里了。”

黄炎培7名亲属被打成右派

1945年7月,为促进国共合作,黄炎培作为老资格民主党派人士和国民参政会成员,与民主同盟常委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相谈甚欢。

他在1957年6月5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与陈叔通一起深夜被毛召见一事,谈话矛头直指章乃器、章伯钧和罗章龙等中共曾宣称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党外民主人士。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在《章乃器在1957年》一文中写道,这场谈话给他父亲、“大右派”章乃器等人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黄炎培与毛泽东个人交情虽然不浅,但事实上他的家庭并未逃脱“反右斗争”的剧烈冲击。

1957年6月8日开始的反右运动期间,黄炎培共有七个成年子女,多半成为运动对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黄肖路说:“子女中,二女儿黄小同、三女儿黄学潮正在家中等待分配工作。其他正在工作的三子二女,全部被打成右派!他们是:长女黄路(原名张全平)、三子黄万里、四子黄大能、四女黄素回、五子黄必信。黄炎培的女婿、黄素回的丈夫陈锵,加上黄炎培的外孙、黄小同之子王实方,一共七位。”

黄肖路指出,这七个“右派”中只有黄万里是真正的右派。其实按今天的观点就是“拥护普世价值人士”。

黄肖路说:“我父亲也这么认为,黄炎培家其他六个‘右派’都是按打右派的百分比而定的,或者是受黄炎培的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他们所受迫害是非常惨痛的。特别是黄炎培的小儿子黄必信,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15日)就被迫自杀身亡。同年年底,黄必信的小女儿黄可青失踪,至今没有下落。1968年6月15日,黄必信去逝两周年,其妻余启运在大连工学院‘隔离审查’时,受到残酷殴打,被逼而跳楼,自杀身亡。”

据朱正所著《1957年的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一书引用的数字:80万人被划右派,另有290万人受株连。

黄万里被指脑后长反骨

1959年,黄万里又一次被毛泽东提及,那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部分地区导致大饥荒、彭德怀元帅发出批评冒进和浮夸风的《万言书》之后,地点在著名度假风景区庐山。当时中共高级干部在举行历时数周的“庐山会议”。

黄肖路说:“(1959年)7月中下旬到8月初,毛泽东、彭德怀开完会往下走,毛泽东曾狠狠地指着彭德怀说,我看你像黄万里一样,脑后长了反骨。这是李锐先生亲自向我父亲黄万里讲过。也跟我和朋友们多次讲过。”

在此之后,毛泽东也曾几次三番说起黄万里的诗词。

中国大陆1957年春夏之交轰轰烈烈展开的大鸣大放,得到了官方积极鼓励提倡。黄肖路在她的文章中列举了毛泽东当时的多次相关讲话,例如“对党外人士,让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以前采用的党内斗争办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采用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在那年4月中下旬10天之内连发三篇社论,号召社会各界鸣放,声称该党虚心听取批评,愿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黄肖路指出,当时的共产党看起来的确“非常非常开明”。

随着鸣放的深入和持续,出现了一些对中共政权和一党专政的批评言论,甚至有人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这就大大超越了以开国帝王自居的毛泽东所能容忍的限度。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有关“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的文字称,“在共产党的整风过程中,确实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使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标题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运动的号角;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几经修改的长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跟之前讲话的主调大不相同。从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变成了强调阶级斗争、反右斗争。同日,人民日报第6版上,开了刊登右派分子文章的专栏,所用的标题就是《什么话》,第一篇文章就是黄万里的花丛小语。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有评论指这为后来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笔。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另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据说是毛泽东所写),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阳谋乎?阴谋乎?

对于中共搞大规模反右运动究竟是出于一个阴谋还是“阳谋”,一些分析人士存有争议。

在纽约的政论人士胡平认为,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

他在反右运动60周年之前写道:“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象,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反右与“不得妄议”被指扼杀言论自由

史学界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们一般认为,反右运动消灭了反对派对中共的制衡,中国大陆的本来就不完善的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规模更大、后果更严重的政治运动,乃至当今“不得妄议”的文字狱埋下了祸根。

对于习近平时代的严控言论和打压异议人士,特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新近推出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针对曾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党员提出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戒律,国际媒体正在密切关注。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份中办文件是执意打破实行数十年来的中共领导人任期规矩的习近平为确保其20大进入第三任而对还有一定影响力的党内元老们发出的封口令。

胡平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妄议当然是指发表反对意见、不同意见的自由。否则,我们有言论自由,但是我们不准发表不同意见、反对意见,那普天下古往今来都是言论自由了。秦始皇也有言论自由,希特勒也有言论自由。因为秦始皇的时候、希特勒的时候,你跟他唱一个调调,你高呼万岁,那还是有言论自由的嘛。所以,言论自由的定义,一定是指不同意见的自由、反对意见的自由。因为你只要还不敢否认在党内大家可以发表看法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反对的看法。所以,你这么说,你妄议,按照定义,那是错误的,完全是一个极权专制的、一个法西斯的规矩。”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美国之音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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