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程晓农近日发文分析，在上一节我跳过了“卸责”这个要件，因为它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凡是共产党政权发生了经济社会层面的一系列负面的严重政策后果，需要“重建”，它就一定能纠正错误、推进改革吗？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国际媒体都聚焦中共的这次会议，也有种种建言；但此会开完了，发现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如此空泛，国际媒体立刻变得低调很多。他们看不懂中共了，为什么中共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呢？
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中共的运作是政治高于经济，所以中国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聚焦在经济层面时，却忽略了中国改革的政治性先决条件。那就是，当中共的领导模式处于个人独裁状态时，任何改革意图必然遭到独裁者的压制和打击；如果中共的领导模式处于集体领导状态，则改革意图就更多地需要“特惠式给利”，让官场人人有机会发财。
若以上两种条件都不具备，则改革休矣。共产党国家之所以需要所谓的“重建”或者改革，自然是因为原来的制度方向和政策错了。这样，过往的掌权者就必须认错下台，这个国家才能改变方向，实行重建。然而，只要掌权的自然人是独裁的，他绝对不肯承担政策错误的重大责任，那改革就不会发生。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
那独裁者死了，是不是共产党政权就能改革了呢？也不一定，因为独裁者指定的接班人会继承死去的独裁者路线，继任者的权位既然来自独裁者，那么，继任者否定了前任，也就把自己送上了政治审判台。
什么时候中共政权会发生“重建”这样的转变政策方向的重大变化呢？中共的邓小平不就实行改革了吗？我写《“三中全会”去神化》一文，就是为了破解迄今为止仍然迷惑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神话”。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正的议题和结果是，政治上的部分“非毛化”，当年邓小平其实只是趁机夺权而已，他夺权之时是反对改革的。
中共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苏共1956年的二十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独裁者死后部分地否定他的政治路线。这就是“卸责”，进而就能为改革开辟空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就是在华国锋时代的“集体领导”模式向邓小平、陈云的双寡头领导模式过渡的短暂时期发生的。“卸责”给死人，相对容易些，因为人死如灯灭，死人不能发怒报复；而要“卸责”给活着的独裁者，那就只能靠政变了。至于政变是否可能，莫如去研究独裁统治的高层架构和机密运作。不过，在共产党国家，掀翻活着的独裁者之类的“故事”，史无记载。
中国1997年开始国企改革时，江泽民也是处在邓小平死后短暂的集体领导状态，中共高层集体同意，逃避“重建”的“卸责”环节，用“改制”口号来掩盖制度重建的实质，其实就是国企私有化和取消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中共高层当时又打开了官员贪污的大门，允许国企干部私吞他们所管的国有企业。这两个做法既绕开了“卸责”问题，又解决了私有化的官场动力问题。这就是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真正的“成功之道”，但王沪宁主管的部门绝对禁止此“成功之道”传至民间，因此民间于此亦不甚了了。
